第1个回答 2007-06-28
李鸿章对“大清国”怀有二心？
李炜光
李鸿章怎么可能对大清国怀有二心？他是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兼两广总督，还曾出任朝廷的特命全权大臣，是清王朝政坛上一位能够左右朝政的重要人物，即使他的那些满族的政治对手，也从来没有找到他对大清王朝不忠诚的任何证据。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与朝廷离心离德？
但历史研究表明，李鸿章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确实有某种“离心”的倾向，不仅是个人思考，还在他的言说中表达出来，甚至还付诸了某种行动，特别是到他的晚年，这种倾向越发明显。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三个理由：第一，李鸿章对大清统治的前景产生了怀疑；第二，李鸿章敢逆朝廷的意志，公开同情和支持维新派；第三，李鸿章是一个汉人，曾与南方互保，并曾暗中与革命党联络。
[center]“大清国”已病入膏肓[/center]
从1895年到1899年，这五年之中，李鸿章一直赋闲在家，在贤良寺住了五年。这期间，朝廷冷落他，维新派反对他，他的门生故吏，也纷纷离他而去。我们很难想象那几年的李鸿章每天在想些什么。他依然关心时事，依然在思考，但是，他已看破世态炎凉，已不再是当年大兴洋务时的那个热血沸腾的李鸿章了。
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和五年之久的“靠边站”以后，李鸿章对他所服务的大清国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它可能在国力上比日本弱不了多少，许多方面甚至还在日本以上，但是，变不了的，是它极度腐朽的政治体制，已经让这个国家千疮百孔了，这是它所有危机的根源所在，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挽救它最终灭亡的命运了。李鸿章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
这段话，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李鸿章把大清比作一间“破屋”，说这间破屋是纸糊的，图有其表，小风小雨来了，被打几个窟窿，赶紧把它补上，还可以支撑一阵子，可是当真正的风吹雨打到来的时候，它是禁不住的。这话暗喻什么？是说大清这间破屋，已经风雨飘摇，难以继续维持了。
第二，既然是纸糊的房子，就只能修修补补，勉强应付，如果用强力把这个破纸屋扯破，真相暴露出来，可是你又没有准备好改造这个屋子的方式和材料，那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就会连“屋子”也没有了。暗喻――对大清的制度，只能采用改革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能选择暴力革命的方式。
第三，自己这个当大臣的不过是一个裱糊匠，任务就是为这个纸房子东补西贴，让它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个“净室”。但是，这毕竟是纸糊的破屋，如果“破屋”被人家拆了，或它自己禁不住风雨朽烂掉了，作为裱糊匠能有什么办法？他能承担什么责任？暗喻――为自己所经历的不公平遭遇而感叹，而愤慨。
第四，李鸿章曾长期担任北洋大臣，半生致力于创建自己国家的海军。但他告诉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放开手脚地、顺顺当当地办过事，总是受到朝廷政治体制的掣肘，历经坎坷，饱受派系倾轧之苦。暗喻――战争失利的原因，在朝廷，在朝政，而不在军队，不在他李鸿章。他本人已经尽力了。
应该说，李鸿章的话符合历史事实。1891年6月，当时北洋海军刚刚建立不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增建炮台，并且获得上谕允准，可是不久户部尚书翁同和就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李鸿章闻知大为愤懑，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他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能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军国大事，怎能如此草率，朝令夕改啊？
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顿足道：“人方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这几年，中国海军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赶上了，这就埋下了甲午海战失利的阴影。
中日冲突开始后，翁同和积极主战，获得朝野一致好评――而李鸿章作为军事首长，直接掌管军事力量，他却主和，主张依靠外国调解来消弭战端。他对翁同和说，中日军力相差甚远，中国不宜开战。翁却说：“合肥治军数十年，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将了李鸿章一军，冠冕堂皇的话最难反驳。在中国，主战派历来都是得到人们称赞的，而主和派却总是卖国投降的代言词。后来，李鸿章果真被扣上“卖国投降”的帽子，一百多年都摘不掉。
李鸿章为什么“主和”？就是因为他看到大清这间“破屋”已经风雨飘摇，禁不起折腾了。在签署《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曾给朝廷写了一个奏折。他说：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难以想象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他警告，大清帝国现在犹如一个重病号，如果再要“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拥拥数亿众生，有几人能看出、敢说出这话来？“好勇斗狠”又岂止是清末义和团之类拙劣可笑的表演，这以后数十上百年间又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愚蠢表演？
中日黄海大战的结果，不必细详细描述了，先进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战后的一天，翁同和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商战况。当问及北洋军舰时，史料上说，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半晌，至少有两分钟吧，旋即慢慢调头――显然是想把顶上来的火气压下去，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和是帝师，故称“师傅”。你是管钱的财政部长，平时我向朝廷申请增加军费，你总是动辄就反驳我，还经常把我的意见给否了，现在事到临头了，却来跟我说什么兵舰，哪儿还有什么兵舰？
翁同和辩解说：“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我奉旨前来，事情又如此紧急，怎能不问？
李鸿章“啪”地一拍桌子，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言词悲愤如此，翁同和为之语塞。
作为北洋水师的创建者，李鸿章对海战的失败，心里其实比谁都更苦涩。他的朋友吴汝纶曾经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当我初读李鸿章这段关于“破屋”的言论时，当我第一次了解到李鸿章为北洋水师官兵痛哭失声时，我的第一感觉是震惊，继而感到荡气回肠、扼腕长叹。他把大清国比作“一间破屋”，把自己比作一个“裱糊匠”，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李鸿章对大清每况愈下所怀有的那种极其复杂的感情：痛心、忧虑、无可奈何，以至产生了某种怀疑。身在乱世中，能保持如此清醒头脑的中国人，古来能有几人？
对，老李可以说是当时的右派，所以被骂得也最凶。他对中国19世纪后半叶的进步做出贡献，可惜，100多年过去，中国人还是没几人真能读懂他。
倾向变法维新始终不渝
李鸿章非常喜欢接近维新派，甚至主动上门接触维新派人物，可人家不大愿意理他。一次，他向强学会捐款三千两，要求入会，被“坚拒”，弄得老脸上很是难堪。强学会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先后在北京、上海成立的最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团体，由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起成立的。
气归气，李鸿章倾向维新派的观点并没有改变。“戊戌变法”失败后，朝廷满世界追捕康有为等人，举国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所有的官员都尽可能把自己与康有为这个名字拉开距离，越远越好。因为朝廷要杀的不仅仅是康有为一个人，而是要杀朝野内外所有的“康党”。可是，李鸿章在这个时候却偏偏大声宣称，自己就是“康党”，而且说了一次又一次。
一天，他和幕僚闲谈，谈到奉懿旨（老佛爷的谕旨）捕拿康、梁，李鸿章说：如能获此二人，功甚大，超过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我还能进爵位，说毕呵呵大笑――完全师当笑话说。
李鸿章还指着侄婿孙仲愚问：“你是康党吗？”孙答：“是康党。”又问：“你不怕抓吗？”孙答：“不怕。中堂擒康党，可先抓我。”李鸿章说：“呵呵，我哪能抓你，我也是康党。”
又一次，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临行前，照例要去晋见慈禧谢恩。谈话间，慈禧拿出了一个奏折，说有人弹劾他，说他是康有为的同党，还把这个奏折给他看看。这是天大的事儿，换作别人，早就跪下磕头向老佛爷求饶了，可李鸿章接过来看看，颇不以为然，而且他说出的一番话更是令慈禧大为“惊骇”。
李鸿章说：“若旧法能强国 ，吾国早已强矣，何待今日？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万万没想到李鸿章敢这样跟她说话，震惊不已，半天说不出话来，前思后想捉摸了好半天，最后才明白，李鸿章反对的不是她，而是保守派，就没有把话题继续下去，也没有惩罚李鸿章，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所以李鸿章也没有受什么影响，继续到处说他是“康党”。
满朝衮衮诸公，谁有这份耿直，谁有这份胆量？冲着李鸿章这句话，我成了他的“粉丝”。
李鸿章到达广州之后，接到的谕旨是：“严拿康党，铲平康有为的祖坟。”康、梁都是广东人；而“铲平祖坟”的话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想必都不陌生，原来是从慈禧那儿来的。李鸿章接了这份谕旨，把它放到了一边，没有理睬。
当时有人向他请教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再次脱口而出：“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害怕，吾即是康党！”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盯着他看，半晌不知该说什么。大家除了对这个老汉如此胆大包天感到惊讶之外，还感到非常奇怪，因为那个“康党”的头子康有为正在到处咒骂李鸿章卖国，那措辞比谁都尖刻，可眼前这个“有宰相之名的一品大员”还是竟公然声称自己是康有为的人，而康有为在朝时不过是个六品官。这些官员无论如何无法理解李鸿章的这老汉究竟是怎么了，脑袋“进水”了？
可李鸿章对康、梁仍然是“一往情深”。“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却接到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接到过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
一个身居帝国高位的大员，亲自慰问流亡海外的“政治通缉逃犯”，古往今来，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极少发生的。据说，康、梁接到信后为李鸿章的真情所感动，回信曰：“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猬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吾辈”。
李鸿章为什么接二连三地跟朝廷“唱反调”？为什么他特别爱护甚至可以说钦佩维新派呢？为什么在维新派遭到劫难时，亲自表示慰问并加鼓励，如康、梁所说，“至再至三”呢？
首先，李鸿章是中国官场中极为难得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意识决定了他必然倾向维新派。李鸿章曾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友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李鸿章认为：世界发展至今，关闭国门、拒绝潮流是错误的。中华帝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与世界各国广泛地开展贸易交流，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也就等于制约了别人。
李鸿章还认识到，帝国国防的重点已经不是西北陆地而是东南海洋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如今已经没有可以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对帝国进行侵蚀，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颠覆和侵占帝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制造事端，多国一起要挟。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对此必须保持警惕。
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百年前在帝国大员中是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的中国也还属振聋发聩的声音。更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的观点是从全球商品贸易往来的角度阐说的，这不能不让百年后的我们感到惊讶。
我们从李鸿章在美国访问时接受记者采访的言谈中，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独具的世界眼光。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美国纽约。在美国，李鸿章受到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接见，并和一些政界要员及民众见面。在美国，他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采访内容比较长，我们只取其只言片语：
美国记者问：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在我们清国，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会在家中雇请女家庭教师提供教育。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请注意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美国记者问：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鸿章答：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术由你们提供，但是，铁路、电讯等，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
美国记者再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答：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不是真的看到原文，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100多年前一位大清的高级官员说的话。至少关于那段有关新闻“讲真话”的议论，即使今天的官员们，恐怕也难说得出来吧？
李鸿章所据有的世界眼光,远非后来的军阀、枭雄们可比，即使百年之后，这个国家也难有与其比肩的领导人，他对维新派的“青睐”，是他的眼光和胸怀所致，他的思想意识都决定了他必然这么做。可惜的是，这样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物却不幸摊上了这个老大帝国最霉朽不堪的时代，决定了他的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
其次，李鸿章本人就是一个实质上的“维新派”，其改革主张从未动摇过。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中国国力及技术装备不如外国，认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极力主张变法改新，以求“自强”，让大清跟上世界文明前进的步伐。到他的晚年，这种认识没有丝毫变化，只是更加坚定和深刻了。
他是19世纪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核心人物，由于他的倡导和主持，洋务派创造了帝国近代新事物中的无数个第一：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局、第一座近代化机器制造厂、第一座钢铁工厂、第一个民营企业、第一次向外国派遣中国留学生、第一所外国语学校、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陆军、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等。尽管大清已经看上去已是“破屋”一间，李鸿章还是奋发图强，创设出许多五千年中国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建立起各种近现代制度的雏形。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李鸿章所开创的事业仍远未完成，任重而道远。
至少在引进西方技术，促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以使中华帝国强盛这一点上，李鸿章和康有为之间没有大的分歧。而康有为“变法”中很多富国强民的主张，也都是受到洋务运动的启发和鼓舞才提出来的，他们二人，应该惺惺相惜才对，现在却是李鸿章“惺惺”康有为，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康有为咒骂李鸿章的原因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不是李鸿章主张变法革新，而是他的外交活动，认定他是“卖国贼”。当他们在危难之中非常意外地得到来自李鸿章的慰问时，他们开始感到，自己以往对李鸿章的理解可能有误，所以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非必有私爱于吾辈”。这决不是什么“私人感情”，而是一种“同志”式的友爱――志同而道合。
明治维新把日本送上了强国之列，中国的戊戌变法也没能走出历史的怪圈，李鸿章这样的话在大清朝尚未被追究，但放在今日这样的环境中恐怕早被扫地出门。中国的历史从古到今始终在这个怪圈中轮回，戊戌变法没能改变，五四运动也没能改变，解放后的十年文革比过去更加倒退，走到今天这样的格局同样还是在这个怪圈里原地踏步。奢望社会靠几个李鸿章这样的人去改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越了解李鸿章，越感觉以往对他定论的荒谬
有人说中国的许多事情要从“五四”运动重新开始，要俺看，要从李鸿章时代重新开始。
回顾历史，公孙鞅变法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在嬴渠梁的坚定支持下，只用了十九年的时间，使处于草昧状态的秦王国跃进为超级强国;但公孙鞅最终还是落了个悲惨的结局，祸及家人。在此后的两千三百年中，也曾有过多次变法的尝试，但结局都是失败的。数千年的历史从此进入不断的血腥中解体又从废墟上重建的怪圈。宋王朝王安石变法触及了上层的利益集团导致失败，戊戌变法也只维持了短短的一百天。回顾这些历史莫不从中看见中国文化的失败，上层集团的极端专制与下层民众的愚昧冷漠，这些与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是何其相似。如果中国不从文化上做彻底的改变，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