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审美特色。王海洋的《历史与现实的交融透视》（载《江淮论坛》1999年第1期），运用现代阐释学理论，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作了新的论述，认为《演义》就是罗贯中对三国历史的一种独特的个人阐释。“成功的历史小说创作，应既不失对历史进行阐释的本旨，又不失生动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段。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说，作品的艺术表现也是一种阐释，即审美的阐释。”《演义》对三国历史的审美阐释主要有三大层面：其一，对智谋与武勇的描述展示；其二，对道德美的标示和道德丑的暴露；其三，警示千古的悲剧意蕴。谭邦和的《乱世英雄的喜剧悲歌》（载《三国演义新论》论文集）指出：“人类的历史，就其审美情蕴来说，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奋斗史，还是人类自身的相互关系史，往往都呈现出悲歌与喜剧相互交替、相互交融的复杂状态。……以百年乱世群雄纷争作为描写对象的《三国演义》，其审美情蕴也呈现出喜剧与悲歌交替交融的复杂状态，耐人品味。”从故事情节的具体描写过程来看，乱世英雄们的厮杀拼搏，一会儿是喜剧，一会儿是悲剧；对一方是喜剧，对另一方则是悲剧。作者还常常把两种笔调交融起来，让喜剧场面弥漫悲剧气氛，让悲剧场面透出喜剧情味，审美韵趣因而更加丰富深刻。而从全书的整体艺术框架来看，则把阶段性的乱世英雄喜剧，纳入了漫长的民族历史悲歌。陈海云、孙世强、毕水海的《合群的悲壮，超现实主义的笔力》（载《三国演义新论》论文集），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合群的悲壮是《三国演义》的美学特征与审美特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与笔力是这一部蜚声寰宇的长篇巨制的重要支撑。”所谓“合群的悲壮”，是说壮怀激烈，壮极而悲，乃是作品中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共同属性。文章由此认为：“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道德价值加智慧启迪价值与审美价值，为《三国演义》成功的奥秘。”这些论述，应该说是颇有新意而启人心智的。
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这方面论文占了较大比重，所论对象以关羽、刘备、诸葛亮、曹操等重要人物为主，如傅隆基的《关羽从人到神的演化》、孟繁仁的《〈三国演义〉和关公文化》、胥惠民的《漫说关羽文化的魅力》、欧阳代发的《刘备形象漫议》、宋克夫的《论毛宗岗对曹操形象的评改》、雷勇的《曹操形象的文化意蕴》、黄崇浩的《封建社会“寒士阶层”的完美典型的悲剧》（均载《三国演义新论》论文集），以及曹巍的《欲念的满足：〈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再思考》（载《江淮论坛》1999年第3期）、谭良啸的《诸葛亮道家形象探源》（载《天府新论》1999年第5期）等等。其中不乏富于启迪性的见解。试以黄崇浩的《封建社会“寒士阶层”的完美典型的悲剧》为例。作者认为：“诸葛亮是《三国演义》这部历史悲剧的最高悲剧典型。”“整个《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寒士阶层的悲剧启示录。”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只身出山，只手补天。诸葛亮是出身于寒士阶层的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典范，他之成为悲剧英雄，不在于性格的缺陷。而在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2）三国鼎立，三维架构。诸葛亮与曹、刘、孙三大政治集团领袖的社会关系，乃是支撑其形象重心的三维支架。以三国鼎立的宏大背景来支撑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悲剧形象，是小说的显著特色之一。（3）千秋悲剧，千载余哀。《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实际上具有整个封建社会优秀知识分子代表的意义，他不仅仅属于三国时代，而是属于整个封建社会，因而其悲剧具有更加深刻的启示意义。这样的论述，显然不同于那种陈陈相因的简单重复，而是作者独立思考的产物。
关于《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这一直是《三国演义》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但也一直有学者在进行积极的探讨。沈伯俊的《〈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11期转载），从总体上对《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小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它们共同遵循的以史为经、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亦实亦虚、因事见人等创作规律，并着重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成就远逊于《三国演义》的原因：（1）创作思想的高低；（2）思想内涵的丰瘠；（3）情节艺术的成败；（4）人物形象的得失；（5）创造精神的强弱。总之，《三国演义》既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树立了光辉的艺术典范，又是它们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除了上面的几种原因之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模式本身的局限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将《三国演义》与其他历史演义小说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很有价值然而迄今很少有人致力的课题，本文的论述具有一定的意义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