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政体是专制主义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无一不以法国波旁王朝的“绝对王权”的专制统治为猛烈攻击的目标，孟德斯鸠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启蒙思想家并无二致，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却与他人有别。总起来看，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开出的药方无非是改革和革命两种。孟德斯鸠不是激进派，当然不会主张革命，他和多数启蒙思想家一样主张改革。然而，在如何改革这一点上，他与伏尔泰、卢梭等人颇有不同之处。梁启超对于这三位启蒙思想家的特点有精辟的评价：“卢氏之说以锐利胜，福氏之说以微婉胜，而孟氏之说以致密胜。”卢梭鼓吹“理性王国”，以“人民主权”对抗专制主义的“朕即国家”，主张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伏尔泰认为，君主的开明与否对政体的性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有一个“做好事而不做坏事的”国君，君主政体未必不是一种良好的政体。他高度称颂中国皇帝英明睿智，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执政为民，以天下太平为己任，不耻下问，虚心听取谏官的建言……总之，法国的国王若能以中国皇帝为楷模，则专制主义的弊端便可消弭于一旦。由此可见，伏尔泰对中国皇帝的赞扬所表达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思想。
孟德斯鸠对“人治”不抱幻想，他主张“法治”。在当时许多法国文人对中国皇帝的一片热烈颂扬中，孟德斯鸠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他说，中国的皇帝集政权、教权于一身，皇帝的意志便是法律，臣民的生死予夺全在于皇帝的一念之间。鉴于皇帝的最大愿望是国祚永续，因而对于可能任何危及其统治的言行，一律严加镇压，动辄以“大逆罪”的罪名处置有“非分”之举的臣民。据此，他把中国的政体定性为专制主义。在他的政体理论中，“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而制订这个原则的目的是安定”，中国的皇帝同样以天下太平为治国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和维持太平，皇帝要求全体臣民俯首帖耳，唯有俯首听命才是维持天下太平的切实保证。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稍有风吹草动，政权就可能被推翻，所以皇帝为防止谋反，严厉禁止民众聚集。孟德斯鸠引用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的话说，中国的某位皇帝为防止因民众聚集而导致群体闹事，竟然不惜禁止开矿。他在检视中国历史后写道，皇帝虽然有好有坏，但既然做了皇帝，理所当然地就视国家为私产，视全体人民为奴仆，穷奢极欲，为所欲为，以苍生为念的好皇帝犹如凤毛麟角，少而又少。中国的历史表明，每逢改朝换代之初，开国皇帝大多以前朝覆亡为鉴，审慎施政，但三四代之后，毫无例外地把前车之鉴置诸脑后，骄奢淫逸、专断暴戾，其专制与腐化与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又被推翻，再次改朝换代。如此周而复始，中国的历史虽然悠久，专制主义却不但未见丝毫收敛，反而变得“更加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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