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采用大政策，一般来说，从流动性可测量、可统计的角度看，有三个层次的界定。一是将流动性界定在银行体系内，我国中央银行曾以此为角度进行描述。在这种定义下，一般选取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作为描述银行流动性多与少的指标。二是将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货币供应量（M2）视同于流动性。持这种定义的人，往往是以M2与GDP及其平减指数相比来判断流动性的过剩与不过剩。三是将经济社会中一切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金融资产视为流动性。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提到，最广义的流动性是指经济社会中的全部金融资产。以上三个层次的流动性界定，应该说是从货币调控操作层面并尽可能予以统计说明的角度进行阐述。
鉴于本文的目的，重点不是分析阐述中国当前流动性过剩形成的最终根源（即内外经济失衡，经济结构问题等），也不是分析流动性层次不同划分方法的优劣，而是想侧重分析中国当前过剩流动性的形成机制，即中央银行货币调控中的操作技术问题，由此进一步分析中央银行等宏观部门应采取的对策，所以，本文的叙述自然在不同场合会分别涉及流动性三个不同层次的分析。
二、不同流动性产生机制的变化分析
从货币经济的角度看，流动性主要通过三个领域产生并对国民经济造成影响。一是中央银行通过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投放或回笼基础货币，从而影响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在数据上可用基础货币的增长率和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来反映。二是商业银行通过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的运作，在央行创造的基础货币基础上创造存款货币。由于存款货币（M2）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故具体可用货币乘数来反映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实际效率 。三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与自然人在央行、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基础上，创造商业信用和其他金融资产并以此媒介实体经济的运行。其创造能力用货币流通速度来反映较为近似，即反映非金融企业与个人通过金融系统创造货币、创造信用并媒介GDP增长的效率。以下，分别按照这三条线索进行流动性分析。
1、近三年，基础货币的快速增长可以说基本得到控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并没有直接导致基础货币的过量投放。
按照传统理论分析，中央银行负债方的基础货币，由三项构成：现金发行、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观察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变化，至少可能出现两组情况：一是假设中央银行资产方不变，现金发行数量也不变，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经一定的政策传导环节，则出现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基础货币总量不变。二是假设中央银行资产方增加（如外汇占款增加），现金发行数量不变，有可能又出现三种状况。第一，提高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进行其它对冲操作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即保持外汇占款增加前的状态），基础货币总量不变。第二，提高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进行其它对冲操作，由于准备金率提高或对冲操作的幅度不够，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仍可能出现上升的态势，即银行体系内流动性由于外汇占款的增加而没有得到相应的控制，基础货币总量增加。第三，央行准备率和对冲操作幅度过大，超额准备金率下降，基础货币总量减少。由此，可以得到初步的结论，随着央行资产的扩张，基础货币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可以有多种组合。即在假设现金发行数量始终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又往往不可能），基础货币总量增长得到控制或者没有控制住，代表流动性指 标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也可以是得到控制，也可能没有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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