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卫礼贤的整个汉学生涯，他从一个新教传教士成为一个儒家信徒，从一个翻译家成为一个著述家，从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汉学家，从一个德国人成为一个“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和“两个世界的使者”，最终完成了他人生的转变，跻身于世界著名学者和汉学家之林。
卫礼贤是一位独立特出的传教士，他一开始便是以一个正直的办学者和一个友善的求学者姿态出现的，而对于本职传教事宜却十分淡漠，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作为传教士他没有给任何一个中国人行过洗礼，自己反倒变成了踏实的孔教徒，这是他本人和教会始料未及的。中国著名的新儒家张君劢(1987—1968)在其《世界公民卫礼贤》一文中说：“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 ，并写到：“他曾对我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介传教士，在中国我没有发展一个教徒”。
在卫礼贤所作的贡献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经典的译解，尤其是他在德国出版的德文版《易经》翻译使他享有盛誉。他深入地掌握了《易经》所具有的中国文化源渊、背景，使译本拥有广泛读者，至今已再版20多次，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
从这部《易经》诞生那天起，它就对西方文化发挥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容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曾在《易经》德译本英译本前言中高度称赞卫礼贤的德文译本《易经》说：“在西方，它是无与伦比的版本”。还说：“他为理解《易经》原文的象征意义尽力开辟道路。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因为他从德高望重的劳乃宣那里学习《易经》的哲学和方法，并在许多年间一直实践这个问卜的独特方法。他掌握《易经》原文的灵活思想，这就使他的《易经》版本在看法上具有一种深度，那是仅凭对中国哲学的学术知识不可企及的”。
受到这部《易经》的启发，荣格提出了他的重要创见“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并将这种“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基石，因为建立在共时性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对卫礼贤翻译的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传统经典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29年他在给卫礼贤的一封信中曾“表示由衷的感激”。黑塞从一个基督教徒转向佛教，又从佛教转向中国的道家、儒家，卫礼贤翻译的《易经》等中国经典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容格还为卫礼贤另一部有关养生学的译著《太乙金华宗旨》的英译本写了序言，再次盛赞卫礼贤的功绩。
当代德国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在其1968年所著《德国大学的汉学》一书中提出：“儒家和道家经典著作所反映的中国思想世界一般说没有受到德国哲学界的重视，只有极少数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或课堂上多少提及一点中国哲学，有一阵子读书人对中国思想的浓厚兴趣变得浓厚起来，这首先要归功于卫礼贤。他在世纪之交作为新教传教士去中国，返回德国后越发感到传教士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他那数不清的著作已经或多或少地把中国的形象印刻在德国读者的心中。卫礼贤的翻译作品从整个成就来看不会很快被超过，至今几乎还没有更新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的德文本问世”。
在新中国成立前，卫礼贤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就为学术界所肯定，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不过，卫礼贤在对待中国文化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唯美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卫礼贤对孔子由肯定到狂热赞扬，最后甚至发展到几乎是顶礼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