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前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劳伦斯·林赛就估计美国打这次战争就需要1000亿到2000亿美元，也有人估计需要500亿到1000亿美元，这对于年预算达2.1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算不了什么，但是还要考虑到战后的费用，如果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不能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那么美国就必须长期在伊驻军，要保持一支7.5万人的军队，一年的开支就高达165亿美元。而重建伊拉克经济的开支又需要500亿到1500亿美元，而且，除了英国之外，美国其它没有未必会像海湾战争中那样慷慨解囊，这对高居不下的美联邦政府财政预算赤字无疑是雪上加霜。[①] 现在来看，这种预见正在走向现实。那么，我们回头再看，当初，美国对伊动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国学者高祖贵和展学习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论述，国外也有很多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突破。
一、图谋建立美国一统天下的世界秩序
美国在外交上自海湾战争以来，很大一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中东地区，这一方面是因为阿以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战略的要点，但是中东出以色列外的大多数国家在政治体制、宗教信仰等方面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伊拉克，虽然遭受连续十多年的经济制裁，但是并没有削弱萨达姆政权的斗志，不断的给美国政府制造麻烦，使美国在外交上陷入困境，推翻萨达姆政权，将大大缓解这一情况，为美国推行对外战略提供很大的空间，研究海湾问题的专家波拉克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仅凭战略上的益处也能表明入侵伊拉克的正确性。铲除萨达姆争取将给美国的对外政策带来巨大的好处……我们不必马上考虑萨达姆可能如何加以利用的问题。我们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外交努力，也不必围绕着解决对伊经济制裁和武器核查的问题打转，不必花费资源和力量……保卫科威特。”[②]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存在，无疑是布什政府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伊拉克背后的是整个穆斯林世界，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几乎没有改变占世界总人口1/5的穆斯林世界，美国所倡导的自由生活方式很难在中东找到市场，这是美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上帝选民”，他们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急于想把这种生活方式推行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2003年2月26日晚，布什总统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讲话时就直言不讳的说：“只有在伊拉克建立新政权，才能成为其它中东国家的自由的典范。”[③]从他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仅仅改变伊拉克政权，而是通过改变伊拉克政权，在中东树立自由民主的榜样，来改造整个的穆斯林世界，将“美国式的民主”移植到中东，继而推向整个世界，实现美国所倡导的世界新秩序。
二、优越的战略位置，复杂的中东形势
中东是全球战略的重点，而伊拉克恰恰又位于中东的核心，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中东位居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处，各大洲由于地缘上的关系，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控制了这一地区，对于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念会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二战以来，美国一直企图把它的势力深入中东也是这个原因之一，但是从现实来看，美国在中东只有以色列这一个比较巩固的盟友。
从交通上来看，中东是连接三大洲的桥梁和交通枢纽，西北有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到大西洋，东南出波斯湾或红海入印度洋。伊拉克位居中东最关键的中心，北接叙利亚到地中海，南连波斯湾入阿拉伯海，是控制三大洲结合部的重要支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也就日趋明显，特别是控制了这一地区，美国想控制整个世界，就无需处处驻军了。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也是美国重要的战略利益所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改变伊拉克政权，可以在中东建立除以色列和土耳其以外的第三个战略支撑点。可以在导弹和核开发问题上对伊朗施加压力，由战略上的西遏两伊改为一个，迫使叙利亚终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东促和平的战略也将在伊拉克问题与阿以冲突之间的联系将被断绝而更为有利，同时可以使以色列的顽固右翼势力失去一些反对推进阿以和平进程的理由，改变伊拉克政权还将为调整与埃及、沙特等国的关系创造条件。沙特和埃及虽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但“9·11”事件使美国认识到这两个盟友国内反美呼声很高，而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军事实力都较弱，难以发挥重要作用。改变伊拉克政权，推行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及相应制度，把伊拉克重建成为一个民主、繁荣的国家，可以使所谓的阿拉伯人聚居区认为，发动“圣战”的不良后果超过一切潜在的好处，会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强烈的冲击波。
三、战争形式的不对称改变了美国人的安全观
9·11事件的发生，大大改变了传统的战争形式，使美国把原来的“先发制人”的策略，发挥到了极致。即只要是认为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可以绕开联合国，直接对潜在的敌人发动进攻，这是因为战争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副总统切尼就深切的感到，如果恐怖分子使用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美国遭受的伤亡将更加惨重，甚至不堪设想。2002年6月1日，布什在美国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时指出：“自由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在于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当化学、生物和核武器同弹道导弹技术一起扩散——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即使是弱小的国家和小集团也可能获得打击大国并造成灾难的能力。我们的敌人已经宣告了这种意图，并且已经在寻求获得这些可怕武器的过程中被抓住。他们想用这种能力来讹诈我们，或者伤害我们，或者伤害我们的朋友——我们将使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反对他们。[④] 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清楚的写道：“我们所受海军舰队和陆军的威胁，小于被激怒的极少数人手中所掌握的能够造成灾难的武器。”[⑤] 2002年10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更为明确的重申，美国面临的主要障碍，或危及生存的最严峻的威胁，使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这个威胁与美国在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时期所面临的威胁同等重大。”[⑥]
2002年10月7日，布什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是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伊拉克可以决定在某一天向恐怖组织或个人提供生化武器，与恐怖分子联合可以使伊拉克政权能够对美国发动攻击而不留下任务痕迹。”“尽管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危险，但来自伊拉克的威胁尤为突出，因为它在一个地方集中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危险，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被一位杀人暴君所控制，他已经使用化学武器杀死了成千上万人。”[⑦]
海湾战争后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和政治上的全面封锁的遏制政策是失败的，萨达姆作为一个狂人，曾经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积极谋求地区霸权，给所在地区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稳定，在9·11事件后，萨达姆公然对这个事件表示了庆贺，十多年来，伊拉克政权一直在策划发展炭疽病菌和神经性毒气及核武器。并且拒绝接受联合国的核查。继续采取有限遏制的战略是不足以防范和消除萨达姆政权的威胁的，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萨达姆政权对美国的威胁性和紧迫性。因此，只要这个政权存在，威胁就无法消除。因此，美国对伊动武只是迟早的事。
9·11事件改变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安全观，改变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已成为布什政府大多数成员的共识，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后，布什在多个公开场合就伊拉克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尤其是2002年1月29日在首份国情咨文中将伊拉克列为“邪恶轴心”国家之一，使之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仔细阅读这些谈话，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萨达姆政权必须改变，伊拉克战争不可避免。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时将伊拉克的威胁提升为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公开表明了对付此类威胁的战略，即“先发制人”。
四、.控制中东石油
波斯湾素有“世界石油宝库“之称，已探明储量约为6710亿桶，占世界探明储量1万亿桶的67%。伊拉克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二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高达1000亿桶以上，办探明的石油储量为400亿桶，约占世界已探明石油总储量的12%。不仅如此，伊拉克石油极易开采，成本很低。[⑧] 2003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高峰会时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他在比较美国对伊拉克和朝鲜的政策差异时说到，“让我们简单的来看，朝鲜与伊拉克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经济方面。我们在伊拉克别无选择，这个国家浮游在石油的海洋上。”伊拉克石油对于美国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方面，美国可以借此减少自身对沙特石油的依赖，抑制甚至削弱沙特队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对于不满欧佩克的美国人来说，还可以由此进一步削弱欧佩克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重建伊拉克的部分费用可以从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中得到补偿，也就是说，伊拉克新政府可以用石油收入来支付重建费用，进而减轻美国的负担，甚至在长远意义上还将给美国公司带来利益。
可见，只要美国控制了世界石油龙头，就可以控制油源，操纵油价，确保本国经济发展的“血液”，卡住对手和盟国的“油脖子”，扼控世界经济的命脉，把法、德、日、俄等大国的经济命脉拿捏在手，必要时，还可操纵国际油价来打乱它们正常的经济秩序。尤其重要的是，一旦发生国际危机时，美国就可以利用手中的国际石油市场操控权来卡住其对手的“油脖子”，严重减杀其战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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