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阶段，即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特点是劳动力供给具有无穷弹性，刘易斯拐点还未到来。在这个时期，劳动力市场主要由资本所有者主导，他们获取了大部分剩余价值。如图1所示，劳动供给曲线以上、需求曲线以下区域为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在需求曲线位于某个位置时，资本所得为三角形BDG，劳动所得为矩形DEFG。当需求曲线右移至另一位置时，资本所得变为三角形ADH，劳动所得变为矩形DEIH，劳动工资以线性速度增加，而资本回报则是非线性的。
二：第二阶段，大致从1970年代开始，城市化进程明显放缓。在此之前，城市化速度较快。特别地，除了意大利外，其他国家在城市化放缓现象出现后，城市化率普遍超过70%。而中国在2004年刘易斯拐点出现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1.7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是只有30.76%。
三：第三阶段，即被追赶阶段，劳动力工资已达到较高水平。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完成，国内投资机会减少，资本不断累积导致回报率下降。总体而言，第一阶段是经济起飞阶段，第二阶段是高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意味着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如果仅从速度和质量两个维度来看，前两个阶段的共同特征是高速度，而第三阶段更注重发展质量，其中第二阶段可视为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阶段。
拓展资料：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显著特点是后来者国家能够通过学习发达国家来利用其后发优势。由于发展阶段差异，后发国家的工资较低，资本回报较高。这种投入产出比的差异导致资本流向工资更低、投资机会更充分的后发国家或地区，类似于雁阵模型中所描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成本国家向低成本国家迁移的现象。结果是，出口国变为进口国。随着产业外迁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被追赶国家的劳动力需求停滞，整体工资水平停滞，不同收入阶层内部出现分化，高技能劳动者工资增长更快。制造业外迁导致国内制造业空心化，技术进步放缓。以美国为例，Fischer_tanley（2016）的数据表明，美国非农商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速从1952-1973年的平均3%，下降到1974-2007年的2.1%，再到2008-2015年的1.2%。可见，二战后至70年代末的黄金时期，真实工资增长较快，这与发展的第二阶段相符。然而，在进入被追赶阶段后，工资增长分化，收入差距再次扩大，特别是高收入阶层的工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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