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6
“文化自觉”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主张“魏晋文学自觉说”为主。“魏晋文学自觉说”的首倡者是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而这个观点之所以流传甚广，主要是因为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其深表赞同，在其传播上有助臂之功。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史的大转折：文学走向自觉，并逐渐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出现了“文笔之分”，将用于记录历史和上奏朝章的文章划分为笔，将纯审美文学功用的文章划分为文，这是为什么有人称“魏晋南北朝”为文学自觉意识的发端。
所谓的“文学自觉”是指：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通俗地讲，文学已经不仅仅只是为政治服务，而是衍生出个人性格、个人意志、个人情感。
袁行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他提到文化自觉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学从广义的学术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有了自觉的追求。比如说四声的发现并运用,诗歌中讲究用事、对偶等等,证明人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
在明晰了文学自觉的涵义，探究魏晋南北朝为什么是文学自觉时期就有了探索的方向：魏晋的时代背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一 魏晋的时代背景
“乱世”一直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标志，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约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的“八王之乱”等等争斗，战乱和纷争几乎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对于当时人民生活的混乱，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印证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状况。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
门阀制度使士族和庶族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不平也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因为这个时期，与门阀制度有直接关系，文学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
魏晋时期政治上采取官位世袭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家族观念不断加强。加之两汉时期,当权者重视经学,世族为迎合政治需要,逐渐垄断了以经学为中心的文化活动。经学的传播由师传变成了家传,平民基本接触到这些,也没有门路。长此以往,世家大族在文化上形成了极高的声望,文化素养成为门第高低的评判标准,世族顺应时代潮流,迎合社会价值取向,大力提高族中子弟素养,形成良好家风,维持家族声誉和影响,经过不断积累就形成了一个个文学家族。随着文学家族大量出现，如：三曹、三张、二陆、两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是贵族文学，而寒士文学也就只有左思和鲍照了。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战国“百家争鸣”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其活跃度更胜于战国时代，因为随着儒家影响的衰微，“新的人生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的本体论、思辩逻辑不断发展”，这个时期文学的变化不仅是受到北方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撞击，还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学、佛教和道教都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文学从广义的学术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袁行霈曾说，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对于“文学”这个概念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有很大差距的。汉朝的时候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和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这些就是重要标志。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三曹”中的曹操，曹操以帝王之尊进行文人创作，以及曹操为了争天下提出的“唯才是举”，彻底颠覆了汉朝的选官制度，这样的选官制度吸引了“建安七子”，曹操以及建安七子都进行诗歌创作，将文学带入一个新的时期：文人创作体现抒发个人情感。
曹操在写汉乐府诗的时候，以乐府旧题写时事。这些乐府诗不再适合每个人唱了，不具备共同特点，体现了曹操个人的情怀，由民歌音乐形式变成了诗歌形式。就三曹而言，诗歌创作即各具特色，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出现了“文笔之分”，将用于记录历史和上奏朝章的文章划分为笔，将纯审美文学功用的文章划分为文，这里强调了文的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广泛注重语言形式的美。
文学摆脱了附属于经学的地位，从广义的文学中分立出来，从道德功利走向审美欣赏，文学体裁与样式趋于多样化和精致化，文人地位提高，文人集团社交活跃。
三 文学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
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体辨析是文学批评、文学自觉的基础。
至汉末蔡邕的《独断》，则列出君臣所用的文体各四种，而在实际应用和认识上，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在汉代日益明确，传统的主要文也多在此时定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文体的界限，在初期往往容易混淆，虽大作家也不例外，扬雄、班固、傅毅、马融、陆机等就受到后世的批评，因此辨析问题成为当时学习和批评的重要标志。挚虞在《文章流别论》就曾表明当时文体界限不清的情况。
这是一个“主爱雕虫、家弃章句”的时代，于是学诗弄笔，竞而乘风。文体辨析是文学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文心雕龙》、(梁)钟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咪》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建安时代的五言诗涌腾，打破了汉代诗坛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此兴盛，七言诗从此初步奠定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大主题是：隐逸、生死、求仙。谢灵运受游仙诗、玄言诗发现并开辟了山水诗，因此被称为山水诗的鼻祖，还创作了自己的三段式风格。后来，谢朓在谢灵运的山水诗基础之上，将山水诗的三段式发展为两段式，纯粹是描写山水的诗型。
陶渊明最为著名的就是田园诗题材，其创作的田园诗是他受道家的思想，其纯任自然的思想无不体现出真、拙、朴。
南朝的梁、陈时期几乎都是以艳情色情的宫体诗为主，大多是围绕着皇子大臣同宫女之间的两性关系。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产生了新的文学思想，还刺激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除此之外，陆机的《文赋》也是这个时代颇有影响的文学创作理论专著；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和文艺主张也都张扬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袁行霈在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到，文体辨析可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而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文心雕龙》上篇主要讨论文体，分33大类，“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追溯起源，叙述演变，说明名称意义，并举例评论。
四 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有了自觉的追求
“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征。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尤其是两晋诗坛，讲究语言的形式美，辞采华丽，诗风繁缛。
随着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展，佛经翻译过程中，发现我国的语言是“四声”，发现了这个规律人们开始人为的、有意识地对诗歌语言的声律作出规定，也就提出了“永明体”，在对四声的研究的基础上，沈约等人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要求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音节进行调配，在对音节之间的搭配作出了规定，使之诵读起来具有抑扬顿挫变化和音律之美。
萧绎则在《金楼子·立言》中表达了另一种观点：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
他认为那些应用的东西就是笔。而文呢，就像带花纹漂亮的丝织品，文要读起来朗朗上品，好听，而且还要具备摇荡心灵的艺术感染力。这样就相当准确的把握了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人们进一步从创作的角度来认识文学的特征和功用。把诗歌当成外界环境的感召之下，内心情感的宣泄，这代表了当时的观点。
从技巧和审美特征来看，此期的文学普遍重视技巧，重视形式美，重视涤荡心灵的艺术效果，写文章要充分的放开，自由的挥洒，同时，带有唯美主义和重感官快乐的倾向。它们的创作经验和技巧直接为唐代作家提供了借鉴，但其过分重视形式的特点也被看作“绮丽”、“浮靡”而为唐代作家所诟病。三曹七子，唐代李白等大作家，都从魏晋南北朝的作家身上，汲取了营养。
《文心雕龙》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这个时代文学驳杂张扬的个性和文人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后来唐诗、宋词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史的大转折：文学走向自觉，并逐渐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出现了“文笔之分”，将用于记录历史和上奏朝章的文章划分为笔，将纯审美文学功用的文章划分为文，这是为什么有人称“魏晋南北朝”为文学自觉意识的发端。
所谓的“文学自觉”是指：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通俗地讲，文学已经不仅仅只是为政治服务，而是衍生出个人性格、个人意志、个人情感。
袁行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他提到文化自觉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学从广义的学术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有了自觉的追求。比如说四声的发现并运用,诗歌中讲究用事、对偶等等,证明人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
在明晰了文学自觉的涵义，探究魏晋南北朝为什么是文学自觉时期就有了探索的方向：魏晋的时代背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一 魏晋的时代背景
“乱世”一直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标志，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约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的“八王之乱”等等争斗，战乱和纷争几乎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对于当时人民生活的混乱，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印证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状况。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
门阀制度使士族和庶族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不平也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因为这个时期，与门阀制度有直接关系，文学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
魏晋时期政治上采取官位世袭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家族观念不断加强。加之两汉时期,当权者重视经学,世族为迎合政治需要,逐渐垄断了以经学为中心的文化活动。经学的传播由师传变成了家传,平民基本接触到这些,也没有门路。长此以往,世家大族在文化上形成了极高的声望,文化素养成为门第高低的评判标准,世族顺应时代潮流,迎合社会价值取向,大力提高族中子弟素养,形成良好家风,维持家族声誉和影响,经过不断积累就形成了一个个文学家族。随着文学家族大量出现，如：三曹、三张、二陆、两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是贵族文学，而寒士文学也就只有左思和鲍照了。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战国“百家争鸣”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其活跃度更胜于战国时代，因为随着儒家影响的衰微，“新的人生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的本体论、思辩逻辑不断发展”，这个时期文学的变化不仅是受到北方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撞击，还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学、佛教和道教都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文学从广义的学术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袁行霈曾说，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对于“文学”这个概念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有很大差距的。汉朝的时候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和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这些就是重要标志。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三曹”中的曹操，曹操以帝王之尊进行文人创作，以及曹操为了争天下提出的“唯才是举”，彻底颠覆了汉朝的选官制度，这样的选官制度吸引了“建安七子”，曹操以及建安七子都进行诗歌创作，将文学带入一个新的时期：文人创作体现抒发个人情感。
曹操在写汉乐府诗的时候，以乐府旧题写时事。这些乐府诗不再适合每个人唱了，不具备共同特点，体现了曹操个人的情怀，由民歌音乐形式变成了诗歌形式。就三曹而言，诗歌创作即各具特色，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出现了“文笔之分”，将用于记录历史和上奏朝章的文章划分为笔，将纯审美文学功用的文章划分为文，这里强调了文的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广泛注重语言形式的美。
文学摆脱了附属于经学的地位，从广义的文学中分立出来，从道德功利走向审美欣赏，文学体裁与样式趋于多样化和精致化，文人地位提高，文人集团社交活跃。
三 文学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
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体辨析是文学批评、文学自觉的基础。
至汉末蔡邕的《独断》，则列出君臣所用的文体各四种，而在实际应用和认识上，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在汉代日益明确，传统的主要文也多在此时定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文体的界限，在初期往往容易混淆，虽大作家也不例外，扬雄、班固、傅毅、马融、陆机等就受到后世的批评，因此辨析问题成为当时学习和批评的重要标志。挚虞在《文章流别论》就曾表明当时文体界限不清的情况。
这是一个“主爱雕虫、家弃章句”的时代，于是学诗弄笔，竞而乘风。文体辨析是文学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文心雕龙》、(梁)钟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咪》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建安时代的五言诗涌腾，打破了汉代诗坛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此兴盛，七言诗从此初步奠定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大主题是：隐逸、生死、求仙。谢灵运受游仙诗、玄言诗发现并开辟了山水诗，因此被称为山水诗的鼻祖，还创作了自己的三段式风格。后来，谢朓在谢灵运的山水诗基础之上，将山水诗的三段式发展为两段式，纯粹是描写山水的诗型。
陶渊明最为著名的就是田园诗题材，其创作的田园诗是他受道家的思想，其纯任自然的思想无不体现出真、拙、朴。
南朝的梁、陈时期几乎都是以艳情色情的宫体诗为主，大多是围绕着皇子大臣同宫女之间的两性关系。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产生了新的文学思想，还刺激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除此之外，陆机的《文赋》也是这个时代颇有影响的文学创作理论专著；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和文艺主张也都张扬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袁行霈在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到，文体辨析可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而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文心雕龙》上篇主要讨论文体，分33大类，“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追溯起源，叙述演变，说明名称意义，并举例评论。
四 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有了自觉的追求
“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征。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尤其是两晋诗坛，讲究语言的形式美，辞采华丽，诗风繁缛。
随着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展，佛经翻译过程中，发现我国的语言是“四声”，发现了这个规律人们开始人为的、有意识地对诗歌语言的声律作出规定，也就提出了“永明体”，在对四声的研究的基础上，沈约等人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要求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音节进行调配，在对音节之间的搭配作出了规定，使之诵读起来具有抑扬顿挫变化和音律之美。
萧绎则在《金楼子·立言》中表达了另一种观点：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
他认为那些应用的东西就是笔。而文呢，就像带花纹漂亮的丝织品，文要读起来朗朗上品，好听，而且还要具备摇荡心灵的艺术感染力。这样就相当准确的把握了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人们进一步从创作的角度来认识文学的特征和功用。把诗歌当成外界环境的感召之下，内心情感的宣泄，这代表了当时的观点。
从技巧和审美特征来看，此期的文学普遍重视技巧，重视形式美，重视涤荡心灵的艺术效果，写文章要充分的放开，自由的挥洒，同时，带有唯美主义和重感官快乐的倾向。它们的创作经验和技巧直接为唐代作家提供了借鉴，但其过分重视形式的特点也被看作“绮丽”、“浮靡”而为唐代作家所诟病。三曹七子，唐代李白等大作家，都从魏晋南北朝的作家身上，汲取了营养。
《文心雕龙》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这个时代文学驳杂张扬的个性和文人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后来唐诗、宋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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