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宋都汴梁易攻难守，曾令赵匡胤产生迁都之念，但在北宋开国之初，定都汴梁却并非草率之策、错误之举。
汴梁位居中原，春秋时为郑地，战国时为魏都。隋朝开通大运河，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重地。到了唐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频，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作为南粮北运必经之地，汴梁迅速崛起。赵匡胤建立大宋之际，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交通四通八达，十分便利。而此时的长安和洛阳，由于连年战乱，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凋弊不堪。对于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在京城驻守着庞大军队的赵宋王朝来说，要解决官府和军队的给养问题，汴梁无疑是建都的首选城市。
汴梁无山川之险，不利于守，却未必不利于攻。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无论南下还是北上，进退自由的汴梁城都显得利兵利战。开国之初，赵匡胤为实现统一南征北战，战略上是攻势而非守势，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对自家后院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定都汴梁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五代时期先后为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首都。经历代帝王悉心经营，城市规模宏大。周世宗柴荣修筑外城，使汴梁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守备完善。城内建筑规整有序，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颇具帝都风范。大宋王朝依后周旧制定都于此，应在情理之中。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政权，然后又以“禅让”形式取代后周，兵不血刃，实现了改朝换代。由于追随赵匡胤起家的文臣武将大多为后周旧臣，他们在汴梁安居多年，置下了产业，早已过惯了汴梁的安逸生活。定都汴梁符合多数大臣的心愿，甚至可以说是顺应民心。也正因如此，当赵匡胤接出西迁洛阳时，那些安土重迁的大臣才纷纷反对，以至于使宋太祖在赵光义“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对这种强大的习惯势力做出妥协。
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因为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与鼎盛。可是对于赵宋王朝来说，却是隐患，是灾难，因为它为这个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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