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
唐代:李商隐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译文】
你栖身高枝之上才难以饱腹,虽悲鸣寄恨而无人同情。
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可是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我官职卑下,行踪飘忽不定,家园难返,故乡的田园也早已荒芜。
烦劳你的鸣叫让我能够警醒,我也是,家徒四壁,举家清苦。
【注释】
以:因。薄宦:指官职卑微。高难饱:古人认为蝉栖于高处,餐风饮露,故说“高难饱”。
恨费声:因恨而连声悲鸣。费,徒然。
五更(gēng):中国古代把夜晚分成五个时段,用鼓打更报时,所以叫“五更”。疏欲断:指蝉声稀疏,接近断绝。
碧:绿。
薄宦:官职卑微。梗犹泛:典出《战国策·齐策》:土偶人对桃梗说:“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后以梗泛比喻漂泊不定,孤苦无依。梗,指树木的枝条。
故园:对往日家园的称呼,故乡。芜已平:荒草已经平齐没胫,覆盖田地。芜,荒草。平,指杂草长得齐平。
君:指蝉。警:提醒。
亦:也。举家清:全家清贫。举,全。清,清贫,清高。
【赏析】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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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且能疏密相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幼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隐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渴望有所作为的。同时,他颇能独立思考,很早便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说教不以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样大胆的想法。在诗歌创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曾仿照它们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如《燕台》、《河阳》、《河内》等。待屡次下第和被人谮毁的遭际向他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愤懑不平之气和对社会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变以血淋淋的现实打开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大进一步。这时他写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批判腐朽政治已相当深刻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