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变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但“现代化”绝不等于“西化”；“西化”又有各种不同的层次，科技甚至制度层面的“西化”并不是文化的核心。
现在一般深受西方论著影响的知识分子往往接受西方人的偏见，即以西方现代的价值是普遍性的（universalistic），中国传统的价值是特殊性的（particularistic）。这是一个根本站不住的观点。其实，每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价值都可以分为普遍与特殊两类。把西化与现代化视为异名同实便正是这一偏见的产物。
所以我们在讨论文化的异同时，需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的来源”；二是“价值世界与实际世界的关系”。
这两个问题是一事的两面，但后一问题更为吃紧。这是讨论中西文化异同所必须涉及的总关键，只有先打开这一关键，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去解说由此而衍生的、但涉及中国价值系统各方面的具体问题。
就第一个方面来看，仅从价值具有超越的源头一点而言，中、西文化在开始时似乎并无基本不同。
的确，西方文化认为价值源于“超越的源头”。具体来讲，古希腊致力于通过理性寻求价值之源，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说”，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动因”，其努力都是逼出一个至善的、作为价值根源的“上帝”。很显然，希腊人是靠“理性”追溯价值之源的，但人的理性并不能充分完成这个任务。不过，希伯来的宗教信仰恰好填补了此一空缺，即，它可将“上帝”作为价值之源提供给人们。在此意义下，西方文化之接受基督教，决不全出于历史的偶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正为西方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存有的根据。
同样，中国文化也认为价值有其“超越的源头”。在中国，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帝”或“天”，因此才有所谓“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之说。不过，从子产、孔子开端以后，“人”的分量加重了，“帝”或“天”的分量则相对减轻了。但是，尽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并不能因此说孔子否认“性与天道”的真实性。孟子说，“仁”、“义”、“礼”、“智”四端都内在于人性，而此性“乃我固有之也”，故“知其性，则知天矣”。后来，《中庸》说得更明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总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价值之“超越的源头”并不“起于人间”，而与西方同样有超人间的来源。
我们在此毋须详细分析“天”到底有多少不同的含义。我们所强调的一点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以为人间的秩序和价值起于人间，它们仍有超人间的来源。
就第二个方面来看，从超越源头和人间世之间的关系着眼，中西文化确有很大不同。
中国人对于此超越源头只作肯定而不去穷究到底。西方人的态度却迥然两样，他们自始便要在这一方面‘打破沙锅问到底。
具体来讲，在西方文化，“超越世界”和“超越性”的“上帝”表现出无限的威力，个人实践社会价值或道德价值乃是听从上帝的“召唤”。换言之，人必须遵行上帝所规定的法则，因为上帝不仅是“造物主”，也是宇宙价值的根源。
在中国文化，中国人自始至终便知道人的智力无法把“超越世界”清楚而具体地展示出来，故将它与“人间世界”联系起来展现。也就是说，中国人用“道”来代表理想的“超越世界”，以人伦日用来代表现实的“人间世界”；“道”即在“人伦日用”之中，“人伦日用”不能须臾离“道”。
可见，如果说西方的“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泾渭分明”，那么中国人的这两个世界是“离中有合”、“合中有离”的。
西方哲学上本体界与现象界之分，宗教上天国与人间之分，社会思想上乌托邦与现实之分，在中国传统中虽然也可以找得到踪迹，但毕竟不占主导的地位。中国的两个世界则是互相交涉、离中有合、合中有离的。
正因为上述，西方文化表现为“外倾”的性格，中国文化则表现为“内倾”的性格。就中国文化的“内倾性格”来讲，其内在力量表现在儒家“求诸己”、“尽其在我”和道家的“自足”等上面，佛教的“依自不依他”也加强了这种意识。客观地讲，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主要是受这种文化之赐。
然而，中国近代的思想界却没有看清上述情况，出现了亦步亦趋照抄西方模式的现象。不过，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根本不同，这就决定了它无法亦步亦趋地照抄西方的模式。
具体来讲，西方文化为“外倾性格”，故其历史上出现了“文艺复兴”问题和“启蒙”问题。与此不同，中国的古典研究从来未曾中断，自然不需要什么“文艺复兴”；中国并无信仰与理性的对峙，更不是理性长期处在信仰压抑之下的局面，因此“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没有着落的。
历史地看，忽视中西文化之差异，“照抄”西方文化模式，不仅给中国文化带来严重的负作用，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遭受了严重挫折。五四的知识分子要在中国推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是把西方的历史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来了。他们对儒教的攻击即在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了近代西方人对中古教会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俗世化”所必经的途径。但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根本碰不到“俗世化”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教会的传统……
中国文化的病是从内在超越的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的。这与西方外在超越型的文化因两个世界分裂而爆发的急症截然不同。中西双方的病象尽有相似之处，而病因则有别。五四人物是把内科病当外科病来诊断的，因此他们的治疗方法始终不出手术割治和器官移植的范围。
而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实际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个方面，中国文化与科学不存在冲突，此可利于现代化的实现。或者说，由于中国人的价值之源不寄托于人格化的上帝，其出于“天”而实现则落在人性之中，故中国文化对于现代化的观念更容易接受。比如，在西方，因为有“创世”的神话，所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起强烈的抗拒，但它在中国的传播却完全没有遇到阻力。中国文化中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是另一问题，但是它对待科学的态度是开放的。
另一个方面，中国文化更重视“人的尊严”，此是现代化之重要内容。
在西方近代“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人文主义者率先提出“人的尊严”的观念，但倾向宗教或形而上学的人往往把人的本质举得过高；倾向无神论、唯物论或科学的人又把人性贬得过低，故“人的尊严”始终难以建筑在稳固基础之上。所谓“人文主义”（humanism）在西方思想界一直都占不到很高的地位。这是西方在俗世化过程中建立“人的尊严”所无法避免的困难。
与之不同，“人的尊严”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自孔子以来便牢固地建立了，两千多年来不但很稳定，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的观念是遍及于一切人的。所以仅就人的尊严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不必经过俗世化才能产生。
总之，基于上述这样两个方面，从实质方面看，中国的文化价值一直到今天也还是充满着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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