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已颇为显著。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分别拥有数量庞大的寺院，总计一百八十所，僧尼群体庞大，达到了三千七百多人（法琳《辩正论》卷三）。尽管这些数字可能是后世的估算，并非确凿的历史记录，但竺法护时期就已提及“寺庙之盛，京城可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显示出佛教在官方和民间都享有崇高地位。
在翻译佛经方面，西晋时期不仅有传统的抄写传播，还出现了创新的方式。例如，永嘉年间，一位身份不明的安慧则，以其精湛的正书技艺，在洛阳大市寺用细小如豆的字迹，抄写了一部《大品般若经》，字迹清晰，竟抄写了十几本，这反映出当时对佛教经典的深度理解和尊重。此外，西晋时的“供养经”抄本也十分珍贵，如敦煌出土的惠帝永熙二年（291）的《宝梁经》上卷，以及土峪沟出土的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等，至今仍为人所珍藏，见证了那个时代对佛教经典的广泛传播和虔诚信仰。
综上所述，西晋时期的佛教对晋朝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寺庙的兴盛和僧侣的数量上，更通过抄写和翻译佛经，将佛教理念和教义融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信仰的广泛传播，无疑丰富了晋朝的文化内涵，对后世也留下了深远的印记。
扩展资料
西晋佛教，是说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兴四年（316）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梁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洛阳、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相州、广州等地，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其他佛教活动，因此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