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使用手帕有悠久的传统。最早始于先秦，兴于汉代。在乐府 《孔雀东南飞》中记有‘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的句子，其中，手巾就是今天的手帕。北京东城区的手帕胡同也是因清代聚集有众多手帕作坊而得名。
手帕或称手绢，前者言其形，而后者谓之质。
帕，本是古代束额的头巾或束发的裹头。束额又称为抹额，一般男女都可以用，我们在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或是费丹旭、改琦的仕女画里也能看到这种戴在头上的巾子，到底是为了装饰还是有御寒作用，尚未可知。不过戏曲中大多以抹额形式表现人物在病中，如《群英会》中的周瑜、《洪洋洞》中的杨延昭等等。至于帕头，则是古代男子束发的头巾，也是无冠时一种随意性的裹头。历史上的“黄巾”、“红巾”之军，都是以不同颜色裹头的标志。陕西章怀太子墓壁画中就能见到许多系着红抹额的士兵，是当时武人习用的一种装束。这种裹头之物，俗称为“帕子”。 手帕是类似于帕子的物件，所不同者是置于手掌之中，故称之为“手帕”。其用途多是揩嘴、擤鼻、拭泪、擦汗，有时也用干净的手帕包东西。无论手帕暂时存放于身边何处，都得方便顺手取用，以备不时之需。
手帕的质地大多以丝、罗、纱、绢为之，故而又有丝巾、罗帕、手绢之称。古人实用的手帕很难遗存下来，我们仅能在一些图画资料中见到。一般来说，男用手帕大约五尺见方，最大者不过二尺见方，女用手帕最大者不过一尺见方，以六七寸见方者为多。手帕的颜色多用淡色，男子以白色为主，女子则用淡粉、淡蓝、淡绿、淡黄和红色。于是这一尺许对象也成了艺术创作的空间，或画或绣，可谓异彩纷呈。唐代诗人王建的宫词中就有“缏得红罗手帕子，中间细画一双蝉”的诗句，说的就是手绘的手帕。更有以五彩丝线刺绣的虫鸟百卉，惟妙惟肖，可称巧夺天工。丝、罗、纱、绢都是便于书写的质地，文人或以为诗帕，在一些古代戏曲小说中，诗帕往往成为抒怀传情之物。
手帕是随身携带之物，旧时中国男人多置于袖筒之中，可随时抽出，使用过后再放回袖中。女人则侧置于胸胁，其用途较男子更为宽泛，颦笑时以帕遮口，更添几分妩媚娇羞。京戏《拾玉镯》中的小家碧玉孙玉娇和傅朋邂逅眉目传情时，始终在手中玩弄着帕子。傅朋将玉镯丢下后，孙玉娇为了掩人耳目，也是先将手帕丢敷玉镯之上，借着捡手帕而将玉镯拾起。许多地方戏曲更以手帕作为旦行的道具，是舞台上离不开的东西。今天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东北“二人转”，手帕的飞转最令人注目。在西洋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唐璜》和《茶花女》中，也都在不同场合使用手帕，作为舞台艺术效果的陪衬。《红楼梦》中汗巾、手帕、荷包、香囊、扇袋，常见诸于文字之中，也引出不少公案，足以说明这些随身之物与生活关联的密切。直至五、六十年代初，许多身着中式大襟上装或旗袍的妇女，仍有在胁下第一个扣襻儿上别置手绢的习惯。老舍先生的《茶馆》第一幕中，那位“专管官厅儿里管不了的事儿”的黄胖子大概患的是“泪蒙眼”，因此要不断地从袖筒里抻出大手绢儿拭眼。这一段小细节，却极生动地体现了那一时代的生活风貌。相声艺术的三大件——醒木、扇子、手绢，在表演中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有着无尽的用途。那帕子是夸张了的，约有二尺见方，为的是可以做巾帻之用。
手帕又是中西共享的东西。旧时中国男子手帕的实用性远远超出装饰性，而女子手帕却实用性与装饰性并重，因此女用手帕的质地和绣饰也就更为考究。西方却正好相反，男人手帕有着极强的身份标志和体现修养的效果，也如同皮夹、袖扣、烟盒、手杖、领带、香水一样，是某一阶层男人的身份表征。男人手帕质地多用真丝或亚麻，以素白浆洗的为上品，凡定制的手帕多有家族的徽志或姓氏的缩写字母。放在下装口袋的手帕稍大，约一市尺见方，多是为使用的。而放置在上装左胸前口袋的手帕仅做装饰用，既小且薄，重叠的帕尖略露出口袋一寸许，平时西装多配以白色，正式场合的晚礼服上装也可用红色、蓝色或灰色，这种上装手帕一般是不随意使用的，仅作装饰而已。平时所用的手绢则以各种条纹方格印花的为多。我在法国巴黎和意大利佛罗伦萨都看到过专营男人饰物的小店，有工艺讲究的皮夹、精致的袖扣和手帕，那手帕的种类很多，一般是装在盒子里成半打或一打出售的。
手帕的沉寂大约是与舶来品的Napkin——纸巾的兴盛有关。纸巾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既方便，也卫生，颇为时下大众所接受。纸巾的制作也越来越讲究，从质地到轧花都很惹人喜爱，一些大饭店还印制有自己特色的专用纸巾。但是纸巾也有缺点，一是造成资源的浪费，二是经各道工序的触摸，不可避免地留下细菌或病毒，三是在这种养成随手丢弃的简约生活习惯之中，往往忽视了许多生活艺术和生活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