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今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转型，基辛格称其为“四百年未有之变局”，并非虚言。哈斯的“无极时代”、梅德韦杰夫的“多极化时代”、萨科齐的“相对大国时代”等等说法，虽是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定位“新时代”，但都说明对于时代之变与体系之变，各国都深有体悟并开始全力应对。与以往的国际体系不同，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现代的新型的国际体系，这就需要政府的治理和没有政府的治理来共同管理全球事务。
一、国际体系转型的实质和特点
新旧国际体系交替，各种全球性问题凸显。同时，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加速进行，人类相互依赖大大增强，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各国共同的诉求。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由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命题失去了其当然的正当性，尽管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各国对权力和利益的诉求进行了更多的要求。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日益融入国际体系，其发展成就产生累积效应，显示为国家力量的强劲崛起，在国际上的利益面随之扩大。综观世界，所谓国际体系转型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特别是现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处在适应性调整之中，全球化下国际体系的主体、性质、规则及其运作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国关系也将展示全新的面貌。国际体系转型的实质和特点有：
1.全球化和多极化渗透到各个方面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孤独的核心，它们正在向区域或次区域共同体转换，向全球共治体系的构成体转换，与越来越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次国家力量、跨国力量或全球力量发生密切关联。尽管在漫长的体系转型期内，国家间围绕权力和利益的竞争和冲突仍将是国际政治的常态，但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和共同治理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角色共建的复合治理将具有更基础的作用，它表达了国家正在完成从传统国际政治角色向全球政治角色的转换，发挥全新的作用，相互依存促使大国关系出现合作共治的新因素，也催生了基于共同参与、共同利益的全球秩序和全球制度。总之，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涵盖了上述两个转型层面，是一种复合型的体系转型。前一种体制内的转型受制于后一种转型，历史大趋势决定了多极化格局，大国关系趋向合作共治，和平是可以长期维持的，这给予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随着中国国力快速强盛，国际力量对比的天平日益向中国倾斜，国际秩序与国际制度会逐步改善。
2.国际体系转型与大国霸权之间的悖论
美国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是由历史条件和美国的软硬力量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把自己的霸权地位等同于现存的国际体系，挑战国际体系就是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又不能完全控制现存的国际体系，不断以其单边主义政策冲撞国际机制和规则。于是，美国正在陷入自我挑战国际体系的怪圈，它维持现存国际体系的战略资产和破坏这个体系的战略负债相抵，已经越来越入不敷出，从而动摇其帝国霸权的基础。这是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现象，也是中国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战略机遇。
二、中国在新的国际体系转变过程中的责任及其特点
国家责任定位的基本依据来自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及自身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演变。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首要地位”的获得和巩固是以其超强实力作为基础的，而幅员和人口十分有限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在国际事务甚至地区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也有些国家较小，由于具有特殊禀赋而使其重要性得到提升，但这种提升毕竟不能无限制放大。
1.中国通过经济发展参与世界体系
当前，中国主要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进而影响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中国通过连续多年居于世界前列的引资额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成本，也改变了世界的生产布局和贸易流向，激活了世界大规模的要素流动，为世界经济作出重要的贡献。具体说就是，由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发挥了巨大的要素集聚能力，汇聚了全球包括外资、技术在内的生产要素，提高了国内外闲置要素的开发，增加了财富的创造，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也向全球提供了更多的市场和机遇，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共赢。
2.中国的改革是国际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体制改革在参与其他国际机制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经济领域的摩擦、适应、融入和构建。从局部到整体，从经济、社会到政治、安全，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创新，中国国内改革的渐进探索模式也可以应用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实践中。国际经济体系的变化出现过程可能与现行的高层政策协调机制、危机预警和管理机制、利益分配等和共享机制等，这也是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国际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恰恰也是中国国内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两者的核心要素完全一致。
3.中国崛起提升处理国际事务自信
在国际体系转型中，随着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崛起，中国经济实力、独特影响力乃至发展理念，无形中得到放大，话语权必然相形提高。在转型的过程中，美国霸权地位下沉、俄欧躁动不安、日印难堪大任、发展中国家前景迷惘，中国成为几乎所有力量借重的对象，一举一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体系转型的方向，外交空间明显增大。发展模式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热点，中国模式得到更多认同。
三、国际体系转型中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
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条件、外部环境及内涵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国际体系转型都有本质上的不同。同时，这种国际体系的历史变迁也会引发大国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的深刻变化，处理好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环境是必要的。
1.处理好大国关系
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取决于中国与当今世界其他重要力量的利益互动。中国应以中美日三边关系之推进作为打造“和谐周边”的突破点。一方面，中美日关系好坏决定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处境，而东北亚仍是中国周边外交的薄弱环节，抓好中美日关系有助于突破周边外交瓶颈;另一方面，作为美亚太同盟体系之关键，美日同盟具有指标性意义，中美日对话实则意味着中国与美亚太同盟体系对接，这是走出亚太冷战结构的必由之路;再则，东北亚已有美日韩、中美日等三边对话机制，中美日展开对话也无可厚非。以上海合作组织协调中俄关系、稳定中亚局势，以“10+1”、“10+3”、“10+6”等机制深化中国-东盟关系、稳定东南，以“六方会谈”+“中美日对话”之配套协调拓展中美日三边关系、稳定东北亚，理应成为中国多层次、复合型周边战略的应有之义。
2.稳步进入国际体系核心圈
对于中国而言，到2020年以前，必须尽一切可能争取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体系，逐步实现国际秩序的相对公正性和合理性，从而为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2020年以后到2050年，中国将逐步进入国际体系的核心圈，但是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体系，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2050年以后，中国将与世界体系的各个领域形成内在一致的体制融合，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创新更加符合中国与各国的共同利益。能否在2020年以前保持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对于整个21世纪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都是至关重要的。
3.营造有益的周边环境
睦邻政策是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政策，也是区域一体化、区域性公共问题治理的呼唤。以和平发展作为参照系，中国要有更大的战略空间，就必须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周边有20多个大小国家，总人口达20多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以上，又是世界上经济和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因此，周边地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经营好周边关系成了中国的重要任务。中国一贯强调睦邻政策，并以“安邻”和“富邻”予以具体化和实质化。多边主义为睦邻政策提供了一种制度框架和机制保障，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到启动自由贸易谈判，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全力推动东亚一体化并确立共赢道路。经济外交旨在和邻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是“安邻”和“富邻”的主要方式。这在其他国家的多边主义中十分罕见。睦邻政策使中国与邻国之间能增信释疑、求同化异、减少争执，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发展，从而使中国在地缘战略空间上有了稳固的战略基础和依托。
四、前景展望
中国是贸易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在市场供求关系中我们更多的是受制于人。我们拥有劳动力资源优势，但是远未形成人力资源强势的国际竞争力。对地区安全争端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并不具备对于冲突和危机的最终解决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国际争端，我们虽有伸张正义的发言权，但是远远未达到直接参与争端解决的影响力。我们是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但是在联合国决议表决过程中能够使用否决权的实际作用还难以到位。中国是核大国，但是在远距离投放能力和常规先进武器方面甚至低于某些周边邻国。
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以全球化为代表的历史大趋势及其造成的体系转型在根本上是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给中国带来生机无限的战略空间。中国和平发展主要是经济崛起，它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相呼应，同时，在这种体系和平转型的条件下，中国与其他大国和整个体系互动的有效战略时空境域将大大拓宽，在一个更宏大的境域中开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从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要素来看，中国更能适应体系转型的需要，包括在主权问题上体系转型的要求，即主权从封闭式的单向权力走向开放式的互动权力，坚定不移地坚持主权的本质，而由主权本质派生出来的各项具体的主权权力，则可以灵活地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加以自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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