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革命发生的基本原因除了生产的需要之外,便是文化的孕育。为何科学革命并没有诞生于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呢?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认为:世界万物都服从于宇宙整体的总规律,即天命。这一规律支配着非生命世界与生命世界,支配着自然与社会,甚至支配着人与神,但它只属于宇宙总体。天命与人伦被认为是合一的,它只能通过修身养性去体验,而无法通过经验、实践去认识。
从现代系统理论看,中国传统自然观属于绝对的整体论的系统观念。它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又认为它只能作为一个绝对的整体去认识,而不可能从组成它的各部分去认识。它既反对采用分析的方法,把人以外的自然界作为认识对象,把自然界分解为各部分加以认识;又反对采用综合的方法,从各部分的具体规律概括出整体规律。它否认宇宙系统中间层次规律的存在,否认“天命”与经验之间存在中间层次的必然联系。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的显著特征,但却缺乏超越感性经验的抽象思维与规律性认识。在传统自然观制约下,中国古代科学必然在浓厚思辩性质的哲学猜测与充满实干精神的生产经验、技术科学之间.留下理论科学的空白地带。此种传统思想认为:所有经验科学全都直接受支配于“天命”、“天机”。因此,无论是脚踏实地服务于生产的技术家,科学家,还是如醉如痴冥想宇宙之谜的哲学家,都无不感觉到研究理论科学乃至逻辑理论的必要。
尽管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整体系统观念包含着深邃的思想,并将对后代科学带来宝贵启示,但它在理论科学方面的空白地带,却阻断了中国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演化发展的必经道路。
与中国古代自然观相比较,代表着西方古代传统文化核心的古希腊自然哲学,虽然也同中国古代自然观一样坚持对世界认识的整体论观点,但其整体论却不是绝对化的,而是以将自然与人加以区分,并承认人可以通过认识各中间层次规律去认识自然界总体为前提的。尽管中间层次规律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中还是朦胧不清的,从而使建立于其基础之上的自然观也带来了极大的猜测成分,但它毕竟悄悄设置了从古代科学走向近代科学的通道——如逻辑方法、公理化方法等。
事实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灿烂成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多么丰富的思想营养和多么广阔的生存空间。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所限,理论科学的重要性尚未充分显示出来,因此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缺陷尚不足以对物化科学技术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当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所表现的现实力量遥遥领先于世界之时,由于缺少中间层次理论科学,决定着下一时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潜在力量——精神形态科学技术中的超时代因素——落后的局面,就已开始形成了。
中国科学技术从领先到落后,并不只是近代历史中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早就潜伏于中国封建社会,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现着。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保守的一面,对此则不能不负有重要的责任——这不仅指自然观,而且指各方面的落后、保守观念。
人们一定记得在欧洲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及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中国科学技术成就中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南针帮助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开拓了新的领地,提供了充足的自然资源与生存空间;造纸术与印刷术便成为广泛传播科学与先进思想的重要手段;火药则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摧毁封建势力和西方文明击败东方文明的物质力量。而上述四大发明的故乡——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运用它们在近代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的竞争中取胜,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保守一面的羁绊与禁锢,不能不是其重要原因。
最早发明使用指南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航海技术的中国人,却没有能够出现在世界近代地理大发现中的开拓者的名单之中。中国唐代便可建造长60多米的海船,而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舰队则包括长百米以上的大型宝船40至60多艘,其中最大的船长达150米,整个舰队所载将士及其他人员共27000多人。而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半个世纪的哥仑布发现新大陆时的远航船队则只有88人,分乘3只约19米长的小船。
以中国如此强大的航海技术,却未能参与开发新大陆的壮举,除了因受累于错误的地理观念外,还因受累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许多保守观念,如狭隘的乡土观念(几乎没有人会愿意为开发新大陆而背井离乡,只注重“扬天朝国威”、“抚四类”而忽视经济利益(郑和航海终因经济严重亏损而终止,半个世纪后葡萄牙人达加马经好望角到印度的远航却获得了60倍于远航费用的巨额盈利)等。
最早发明火药和使用火药兵器的中国人,最后却败在西方的“洋枪洋炮”之下,堪称是历史的讽刺。它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观念羁绊技术革命的典型例证。中国不仅早在宋代就已经使火药和火药兵器在军事上得到实际应用,而且在火药技术传到西方并演变为近代枪炮技术之后,也仍然有重新引进并使用这一技术的充分机会。例如明代中国已经开始输入欧洲一些火器,其中有佛朗机炮、荷兰造的“红夷炮”等。
明末清初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还为中国政府设计并主持制造过西式火炮、弹药、地雷等。在欧洲商船时常出入于中国海域的明中叶以后的几百年的时间中,要想引进、使用西方的先进武器,事实上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而阻碍当时中国军事技术革命的,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祖制”、反对变革的保守观念和以“天朝大国”自居、蔑视外来文化、外来科学技术的心态。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维护等级秩序的伦理观念、自然科学以及与国计民生十分密切的技术科学、生产科学都被置于次要位置,而主张变革现有秩序的新思想则更被视为洪水猛兽并严加防范。因此,世界上最早发明和广泛应用纸张、印刷术,并运用这些文字传播手段获得了教育、文化事业充分发展的古代中国,却基本上只是造就了大批只求功名。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不关心自然科学的腐儒,造成了儒家伦理观念深达穷乡僻壤的广泛渗透,而没有在传播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上做出应有的成绩。
不过,中国传统文化虽难以自发产生近代科学技术,却仍然可以通过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科学而造成中国的科技革命与思想革命。只不过,这一过程中国是经历了激烈的文化冲突与社会冲突,付出了时间被大大推迟的代价后才实现的。
当着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之时,我们发现:卓有成效的科学技术革命,只能发生在广泛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之后。中国近代科技革命的真正兴起和中国民族近代工业的蓬勃发展,都是建立在自戊戌变法开始的兴学校、废科举的教育改革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文化革命成果基础之上的。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充分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及其他先进思想,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彻底批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等级伦理观念、以古非今、反对变革的迂腐观念、妄自尊大、盲目排外、轻视科学的愚昧观念等,近代科学技术,才有可能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真正开始取代过时和落伍的传统科学技术。
每每谈到影响近代科学的历史,我们脑海中往往想起这些人: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牛顿……而很少有东方人,中国人就更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会说,因为地理因素。因为欧洲国家在地理上来说很零散,而且山脉和岛屿都很多。他们之所以喜欢不断地对外扩张,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地盘太狭小了。他们又彼此征服不了对方,所以才不得不抱团取暖的,这种各自为政的环境容易酝酿出不同的思想。加上彼此通婚频道,在大交流中,能够彼此受益。原因真的只是这些吗?我们不妨来对比一下看看。
谈到地理因素,喜欢历史和地理的同学都知道,我国的山川河流,比欧洲那些国家多得多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大统一,然而他们却打了几千年,最终谁也没有制服谁。即使是今天搞了一个欧盟体,不也是一个不伦不类、各怀鬼胎的搞笑机构吗?而再看看我国古代有多少国家?展开唐、宋、元、明、清的地图进行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怎么差距那么大呢。所以说,说地理因素影响的科学,真的是太不靠谱了。
那就从人文上来说。在宋代以前,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除了那个短暂而有被埋没的古希腊文明之外,在宋之前,欧洲哪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能与中国相比呢?那时的中国对衣食住行已经相当考究了。而再看看那时的欧洲国家,他们有什么啊。从十字军东征到欧洲黑暗时期的教皇年代,简直就是乱得难以想象。我们虽然也经历了五胡乱中华,战国时期,三国时代……但是最终还是实现了大统一。为何在宋朝之后就不行了呢?难道是基因发生了变化了吗?还是西方国家突然得到了一本像葵花宝典一样的武功秘籍?答案是否定的。
还有人说西方之所以能够诞生科学革命,是因为他们的奴隶制度。看看那些所谓的哲学家,他们都是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家伙。如果他们天天忙着挣钱养家,他们还有机会和时间去思考那些无聊的哲学问题吗?所以西方的哲学家都是贵族。而同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孔子、墨子、老子、孙子……为何在后来的PK中,明明墨家更具科学性,更有实战作用,反而败给了儒家了呢?
而再看看西方那些人,他们没有去读四经五书。而是把精力都花在了研究一堆没用的铁家伙上。从蒸汽机到汽车,从大航海时代到瓜分殖民地……西方人可没少干坏事,然而他们却在历史的改革中赚得盆满钵满。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从自身找一找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