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使海靖(Heyking, Fdmund von)在强占胶州后向中国提出了六款横暴无理的要求:“一、革巡抚李秉衡职,永不叙用;二、给天主堂建筑费六万六千两,赔偿盗窃物品银三千两;三、钜野、菏泽、郓城、单县、曹县、鱼台、武涉七处,各建传教士住房,共给工费二万四千两;四、保以后永无此等事件;五、以两国人资本设立德华公司,筑造山东全省铁道,并许开采铁道附近之矿山;六、德国办理此案费用,均由中国赔偿”。清政府提出以德军自胶州撤出、再就六款进行谈判。海靖回答说:“撤退却是我唯一不能谈判之点。”12月16日,德皇威廉第二任命的东亚远征军司令、海军上将普鲁士亨利亲王(Admiral Prince Heinrich ofPrussia)“率领巡洋舰德意志号和格费欧号启程出发”来华。威廉第二在基尔军港发表了“‘铁拳’政策”的演说,要对中国“用铁拳打进去”,炫耀德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沙俄驻柏林军事代表恩加勒乞夫认为,“中国目下不能摆脱不请自来的‘文化提倡者’”。而在这支舰队,“海军步兵及大炮来到时”,“山东半岛将成为,即令不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是德国的领地”。于是借口“曹州有驱逐教士、杀害洋人之说,德使复要求租借胶州湾”,清政府又只好被迫屈服。1898年3月6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李鸿章、翁同龢与海靖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胶澳租界:“大清国大皇帝已允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先以九十九年为限”。“德国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因胶澳内海面均归德国管辖,德国国家无论何时,可以妥定章程,约束他国往来各船;此章程,即中国之船,亦应一体照办”。这样,实际上就把这块地区,相当于今天的青岛市,变成了所谓的外国飞地(Foreign Enclave)而成为德国的殖民地。
在“离胶澳海面潮平周遍一百里内,系中国里,准德国官兵无论何时过调”。“德国在这里办什么事”,中国不得拦阻;“而中国要在这里”派驻兵营,筹办兵法,则须“先与德国会商办理”。因此,这样一个所谓“中立地带”(Nentral zone)的圆周地区实际上成了德国殖民者的保护区。
2.铁路矿务等事:“中国国家允准德国在山东盖造铁路二道”:一道由潍县、青州到济南;一道由沂州、莱芜到济南。在“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攫取在山东的铁路、矿山让与权。
3.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为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中国应许先问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售卖料物”。这就是向全世界表明德国金融资本在山东全省享有特权,从而把它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帝国主义者这个首先抢夺沿海港口、攫取各项让与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模式立即为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所效法,开始了中国人民面临的第二次瓜分危机,形势非常严重。
德国首先于1897年11月借口两名德国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队在胶州湾登陆,驱逐当地中国驻军,加以强占。清政府要求德军撤走,遭到拒绝。1898年3月,德国强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及湾内各岛总面积五百五十余平方公里土地租与德国,为期九十九年,限期内归德国管理,德有权制定章程,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进出口船只。由此开创了以“租借”名义强占中国海港的先例。条约还规定胶州湾潮平一百里内划为“中立区”, 德军有权自由通过,清政府在此地驻兵, 需先与德国商议,致使此六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地区实为两国共管。
1898年1月4日,海靖威胁清廷并声称胶州湾“此时不过暂行租用”,“仍顾两国交情”;若不同意,“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海靖还称:“现奉本国严论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
在海靖的威逼利诱之下,清廷基本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将原本已经调任四川总督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开缺并连降两级,今后不得再任地方大员;兖沂道锡良调任,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革职留任,巨野、单县、成武等五个县的知县全部被撤职。同时,清廷答应赔偿教会的全部损失并在济宁、曹州及巨野张庄三处各建一座教堂,另在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成武、曹县和鱼台各建一处传教士住所,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
对德国来说,教会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租借胶州湾。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租借期间,租界均归德国管辖,中国无权治理;德国获得胶济铁路的铺设权丙炔获得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山东省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办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均应由德国商人优先承办。由此,山东省便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在此过程中,清廷的表现极为软弱,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力量的对比。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清廷意识到国内军队与世界军事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特别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后,中国的海防已经是门户洞开,任何海上强国都可以任意的敲开这个昔日“天朝上国”的大门。至于那些由湘淮旧军改编而来的防军和练军,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已经证明他们决不是国防的中坚力量。清廷在甲午战争后也意识到非强军无以存国,这也就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缘由。
但是,袁世凯编练的七千新建陆军,这支部队的作战力虽然远远超过那些旧式军队(可能具备和列强军队一战的实力),但毕竟兵力极为有限,而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正是列强们张牙舞爪的猖狂时期(我们的历史书把这个时期称为帝国主义时期,颇为恰切),清廷的反应速度未免过慢。更可悲的是,清廷也许还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现有的那些军事力量不但对付不了列强的军队,恐怕连农民的骚乱都难以对付。
德国迫使清廷查办地方官员的作为,对后来民教冲突的进一步加剧起到了极为恶劣的推动作用。“巨野教案”后,地方上的官员意识到,如果他们对传教士、教民和教会势力保护不周的话,这极有可能会丧失自己的仕途。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的,自从“巨野教案”后,地方官对他们充满了恐惧,因为李秉衡和其他一批官员的教训告诉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教会和教民的利益。
由此,在后来的民教冲突中,官方有意偏袒教民一方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这种不恰当的官方行为往往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民众在失去官方保护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教会势力,这也使得这种斗争更加的激烈化,也更加的无序化。当然,德国在获得胶州湾后,他们也很快便失去了对圣言会和安治泰的兴趣。
1890年,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出版后,“海权论”甚嚣海外,海军以“赤裸裸的武力”保护世界市场已经成为当时列强的共识,而德国借“巨野事件”占领胶州湾,就是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的强盗做法引发了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危机,进而导致英国强行租借新界和威海卫、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法国租借广州湾,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豆剖”的重大危机,由此也引发了1898年那场激烈而短暂的戊戌变法。
是役也,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岁十月,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者二人。德人闻报,即日以兵船闯进胶州湾,拔华帜树德帜,总兵章高元掳焉。警报达总署,与德使开议。德使海靖惟威吓恐吓,所有哀乞婉商者,一切拒绝。欲乞援于他国,无一仗义责言,为为我讼直者。迁延至两月有余,乃将所要挟六事,忍气吞声,一一允许,即将胶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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