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12-14
中国儒家哲学的直接理论形态就是人生哲学。它始于人的实践理性的自觉，即人心固有的良知良能的自我意识。人之异于禽兽在于人有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等“善端”或者说是“道心”，尽管有一种说法“道心惟微”，但人却可以在真诚的道德践履中，择善固执，操存涵养，逐渐使其充实扩大，直至成为浩然之气。致良知良能于万事万物，廓然而公，达到道德生命的自我完成。孔子、孟子等都深知“内圣外王”、“致君尧舜”的困难。道德生命的完成需要自然生命的成长，需要在漫长的道德实践中体验、省思、学习，从而才能获得具体而微的情境性的实践智慧，也才能逐渐获得普遍原理的明证性和坚定性。孟子所说“四十不动心”，不是道德生命的终止，而是如孔子所说“不惑”于外物、人言的内在坚定，是“收其放心”的“不动心”。孔子至七十岁才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不是圣人的谦虚，而是真实的道德感言。道德生命领会的自觉最初只能是主观性的精神环节，虽然“求仁在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主观道德的意欲较易实现，但仍要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客观化、对象化，要与外在的礼法规范相统一。至于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的契合自如，以及道德自由的境界可能真的需要毕生的努力。如果说“内圣”是可期的，“外王”则就是儒家两千多年的一个梦想。历代帝王“望之不似人君者”有多少不好说，但真正能以民为本、以道治国者是太少了。总之，儒家道德生命自我完成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是一种超越的道德形而上学。它虽没有黑格尔式的理性形而上学的逻辑形态，却同是区别于个别化的自然生命的普遍化的精神生命作为本体的领会和自觉。
按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路，中西哲学都根源于人与自然的断裂，即人的自我意识的出现。黑格尔在许多著作中强调通过思想的努力重新回到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天真状态，中国哲学也有“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说法。我们可以说，中西哲学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都指向“天人合一”的绝对目标，都力求达到自在自为的统一。但无论是西方哲学对理论理性能动性的自觉，还是中国哲学对道德理性能动性的自觉，都是一种精神的觉解，或者说都是观念论的、唯心论的精神自觉，用海德格尔的说法，中西哲学所开启的思想方向、打开的思想视域注定无法完成弥合人与自然分裂的“原始创伤”。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人的自然状态、物质生命的否定、漠视或淡化。即使如黑格尔这样最思辨的学者，也仍然在自然与精神、自在与自为、个体与普遍的区分中，把自然、自在和个体的欲望作为低级的意识而扬弃。中国哲学也在人心与道心、人欲与天理的区分中，否定了人的自然欲望的道德意义。中西哲学对精神生命的自觉与提升是哲学的历史贡献，但对自然生命的贬抑则使其难以成为普通大众的精神自觉，从而受到历史的惩罚。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到一个物质主义时代，高贵的形而上学的人的自我意识，被世俗的纵欲主义的狂欢所淹没。学理上的形而上学终结、后形而上学等说法，无非是我们时代个体自然欲望当权的理论表现而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才是必然的，马克思哲学才成为有特殊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的理论学说。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马克思哲学用“生产过程”取代了黑格尔“生命过程”的存在论，用“人的优先性”取代了“意识优先性”，马克思没有超出“主体形而上学”的视域。“生产过程”恰是人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人的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统一的过程。物质生产过程既是满足人的自然欲望的过程，也是人的精神创造和精神提升的过程。“生产过程”的存在论真正克服了传统哲学中人和自然的分裂，是对人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真正辩证的整体觉解。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劳动是历史存在的前提，因此，作为自然存在的个体的欲望不是应使人害羞的动物本能，而是人性固有的并且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只有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之后，才能有人的精神生命包括理论理性能力和道德理性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并未否定希腊自由民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而是认为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已经具备了或者说应进一步创造条件使社会具备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希腊式公民。同样我们也可以推论说，马克思并未否定中国儒家道德生命自我完成的理想，而是认为只有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本社会制度是正义的前提下，“内圣外王”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是对中西哲学精神本体的内在超越，是一种新的存在视域的开放。按照马克思的理想，人类社会将进入“后物质主义”的时代，在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中，劳动成为游戏，人是自然的朋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存在的自身绽放、自身显现。自由的人才能给自然以自由。海德格尔晚期苦苦寻求的超越“主体形而上学”的存在感受也许只能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获得。
第2个回答 2008-12-14
中国儒家哲学的直接理论形态就是人生哲学。它始于人的实践理性的自觉，即人心固有的良知良能的自我意识。人之异于禽兽在于人有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等“善端”或者说是“道心”，尽管有一种说法“道心惟微”，但人却可以在真诚的道德践履中，择善固执，操存涵养，逐渐使其充实扩大，直至成为浩然之气。致良知良能于万事万物，廓然而公，达到道德生命的自我完成。孔子、孟子等都深知“内圣外王”、“致君尧舜”的困难。道德生命的完成需要自然生命的成长，需要在漫长的道德实践中体验、省思、学习，从而才能获得具体而微的情境性的实践智慧，也才能逐渐获得普遍原理的明证性和坚定性。孟子所说“四十不动心”，不是道德生命的终止，而是如孔子所说“不惑”于外物、人言的内在坚定，是“收其放心”的“不动心”。孔子至七十岁才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不是圣人的谦虚，而是真实的道德感言。道德生命领会的自觉最初只能是主观性的精神环节，虽然“求仁在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主观道德的意欲较易实现，但仍要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客观化、对象化，要与外在的礼法规范相统一。至于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的契合自如，以及道德自由的境界可能真的需要毕生的努力。如果说“内圣”是可期的，“外王”则就是儒家两千多年的一个梦想。历代帝王“望之不似人君者”有多少不好说，但真正能以民为本、以道治国者是太少了。总之，儒家道德生命自我完成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是一种超越的道德形而上学。它虽没有黑格尔式的理性形而上学的逻辑形态，却同是区别于个别化的自然生命的普遍化的精神生命作为本体的领会和自觉。
按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路，中西哲学都根源于人与自然的断裂，即人的自我意识的出现。黑格尔在许多著作中强调通过思想的努力重新回到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天真状态，中国哲学也有“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说法。我们可以说，中西哲学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都指向“天人合一”的绝对目标，都力求达到自在自为的统一。但无论是西方哲学对理论理性能动性的自觉，还是中国哲学对道德理性能动性的自觉，都是一种精神的觉解，或者说都是观念论的、唯心论的精神自觉，用海德格尔的说法，中西哲学所开启的思想方向、打开的思想视域注定无法完成弥合人与自然分裂的“原始创伤”。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人的自然状态、物质生命的否定、漠视或淡化。即使如黑格尔这样最思辨的学者，也仍然在自然与精神、自在与自为、个体与普遍的区分中，把自然、自在和个体的欲望作为低级的意识而扬弃。中国哲学也在人心与道心、人欲与天理的区分中，否定了人的自然欲望的道德意义。中西哲学对精神生命的自觉与提升是哲学的历史贡献，但对自然生命的贬抑则使其难以成为普通大众的精神自觉，从而受到历史的惩罚。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到一个物质主义时代，高贵的形而上学的人的自我意识，被世俗的纵欲主义的狂欢所淹没。学理上的形而上学终结、后形而上学等说法，无非是我们时代个体自然欲望当权的理论表现而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才是必然的，马克思哲学才成为有特殊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的理论学说。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马克思哲学用“生产过程”取代了黑格尔“生命过程”的存在论，用“人的优先性”取代了“意识优先性”，马克思没有超出“主体形而上学”的视域。“生产过程”恰是人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人的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统一的过程。物质生产过程既是满足人的自然欲望的过程，也是人的精神创造和精神提升的过程。“生产过程”的存在论真正克服了传统哲学中人和自然的分裂，是对人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真正辩证的整体觉解。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劳动是历史存在的前提，因此，作为自然存在的个体的欲望不是应使人害羞的动物本能，而是人性固有的并且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只有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之后，才能有人的精神生命包括理论理性能力和道德理性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并未否定希腊自由民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而是认为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已经具备了或者说应进一步创造条件使社会具备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希腊式公民。同样我们也可以推论说，马克思并未否定中国儒家道德生命自我完成的理想，而是认为只有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本社会制度是正义的前提下，“内圣外王”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是对中西哲学精神本体的内在超越，是一种新的存在视域的开放。按照马克思的理想，人类社会将进入“后物质主义”的时代，在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中，劳动成为游戏，人是自然的朋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存在的自身绽放、自身显现。自由的人才能给自然以自由。海德格尔晚期苦苦寻求的超越“主体形而上学”的存在感受也许只能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