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究竟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欲亡其国，先灭其史
。”
日本侵华，对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来说，是一次大的劫难。无数珍宝文物和珍贵的历史资料被日本侵略者或偷，或抢，或毁，而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考古”学者盗掘了中国多少古墓？
“
七七事变”后，日军破坏了故宫多少文物？
日本人的《江南踏查》 报告书披露了哪些文物劫掠细节？
战后，
国民政府究竟追回了多少文物？
本文就带领大家走进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去看看日本侵略者在对待中国文化上所犯下的鲜为人知的滔天罪行。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历史长河中，有数百万件甚至上千万件的中国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个国家，其中最庞大的留落地，就是同属亚洲的日本。疯狂盗掘：“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文物掠夺
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宝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扰，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国文物是在
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日军将司令部设在北京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里面的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据资料，仅日军联队长栗屋大佐就掠走了
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等。“九一八事变”前的几十年，利用战争抢掠他国有价值的文化名品逐渐成为日本的自觉行动，他们把掠夺中国文物与培养日本文化根基、“雄进国家财产”和“发扬国威”联系起来。1902年至1914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西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 （住持） 大谷光瑞 （他也是日本
大正天皇的姐夫）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18人，历时5年零11个月，行程
1.8万公里，足迹遍布中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40余座城镇，294个佛迹点。“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窃取、掠夺中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以及公元500—640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他的手下还买通王圆_道士，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大谷探险队”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 《李柏文书》。
疯狂盗掘使
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没有确切的数字。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表明：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大谷自称所获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类别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这种假借考古、田野调查、探险的名义对中国文物进行劫掠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如1905年，
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的行动，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
旅顺刁家屯汉墓等；1931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1935年，日本考古队在辽祖耶律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1936年起，原
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
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
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走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其他如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原田淑人等发掘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齐国故城、滕薛二国故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和殷墟遗址，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同等地的发掘。仅在辽宁、吉林等地，就有为数达17起之多的盗掘。
1929年前后，一本叫 《亚细亚写真大观》 的摄影月刊风靡日本。该月刊前后发表了几千幅拍摄于1924年至1932年的照片，内容主要以中国为拍摄对象，并以中国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所谓“满蒙”地方的照片占大多数。这些照片均出自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情报课直接指导下的情报人员岛崎役治之手。此人的公开身份是日本设在大连的“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社员，该社的首席“名誉赞助员”就是当时的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其他“名誉赞助员”“评议员”如头山满 （日本极右翼首领、“大东亚共荣圈”的疯狂鼓吹者）、清浦奎吾 （两任日本首相、反华元老）、斋藤实 （日本海军大将）、白川义则 （陆军大臣）、白鸟库吉 （日本东洋史学家、考古学家）、山崎直方（日本地理学家）、鸟居龙藏 （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等人，不是策动侵华战争的实权人物，就是精通中国文化历史的大学教授。其险恶的军事、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这些照片中，中国每个省、市重要的建筑物、各行业人群，乃至大城市中的火车站里的客货站、海港码头、市内交通及公路设施、中心广场、商业中心街、重要厂矿、名胜古迹标志、日本在华“纪念物”（如塑像、墓碑之类） 都在必摄之列。这些照片大多数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但作为侵略时占领一城一池的需要和劫掠中国文物，却很有_用价值。
就以1928年的照片为例，岛崎氏有一篇 《济南摄影行》 的杂记附录在当时的“写真大观”刊上。“五三惨案”后，济南沦陷，日军就是按照这些情报资料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
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假借考古的名义在“满蒙”和华北偷盗文物，而是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公开劫掠。日军侵占东北不久，便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
《四库全书》。日本人因为前面对中国文物古迹进行了详细的摸底和调查研究，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拿，哪些不值得拿”。
来源：读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