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经济上，兼并战争最需要的莫过于粮食。
六国虽为此而普遍重农，但围绕重农的改革，远不如秦国来得全面和坚决。秦为发展农业采取了六大改革措施，如此周全的改革措施使秦国农业劳动结构日趋合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更加适应,秦民更加安心务农，努力增产。因此，秦国农业直线上升，劳动队伍异常稳定，为兼并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粮草和兵源。而六国的重农措施与秦相比，顾此失彼，尤其在重农抑商上没拿出系统办法。这样，耕战基础就没有秦雄厚，在实力对比上自然输秦一筹。
二、在政治上，实现统一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集权。
六国改革虽都作了这方面的努力，但在很多环节上薄弱。秦则通过改革，在政权建设上显示了集权程度高、吏治清明、富于人才优势三大特点，为秦并天下提供了六国所不完全具备的保证。
秦自商鞅变法起，在全国推行了县制和什伍连坐法，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容易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而且对兼并来的土地和人民不致于得而复失。
同时，秦通过“有军功者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的新法，较为彻底地废除了贵族无功受禄的特权，并按照“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的原则，选拔官吏，分配财产。此后，秦国由贵族政治一变而为官僚政治。在推行官僚政治时，秦国特别注意贯彻“以法择人”的法治精神，通常采用的各种选官办法，如“保举制”、“军功授爵制”、“吏进制”、“通法为吏制”，都有严格的法律制度规定,很难营私舞弊。秦国的官僚选拔与管理制度较东方六国完整而严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秦国吏治的清明。新的官僚体制和清明的吏治，加强了秦中央集权的力量，给秦带来了安定而有生气的政局，便于全力以赴对外开拓。
与秦相比，六国政治多所逊色：
一来打击旧贵族不彻底，较多地保留了宗法分封制，国中无功受禄者多，保守势力时时猖獗；
二来中央集权体制不够完备，法制不够严密，兼并来的土地不能“坚凝之”；
三来官僚选拔和管理体制不完善，不能从制度上为吏治清明提供保障；
四来政权的开放没有连续性，对土人没有长久的吸引力。
所以，集权力量从总的方面看比秦薄弱。譬如楚国，自吴起变法夭折后，大权长期握于昭、屈、景三大贵族之手，集权力量如此薄弱，与秦较量，失败是必然的。
三、广揽贤能，富于人才优势，也是秦国政治明显优于六国的地方。
秦自春秋立国起，就有重用外人的传统，但作为一种国策正式提出来，则始于秦孝公的“求贤令”。从孝公开始，直至秦始皇，担任秦国宰相的23人中，有20人是客卿。这在七雄中也是绝无仅有。这些受到重用的客卿大都对秦忠贞不二，拼死效力，为秦扫六合立下了丰功伟绩。如张仪（魏人）为秦四出“连横”，瓦解诸侯对秦的“合纵”；甘茂（楚人）为秦领兵定汉中，平蜀乱，拔韩之宜阳；李斯（楚人）与秦始皇共订“并六国”之策，并及时上《谏逐客书》，阻止了秦宗室大臣发动的逐客之议，避免了秦国政治路线的一次大失误。总之，他们都竭智尽力，助秦成功。
四、除去经济和政治条件，关键还在于武力强大。
六国虽也很注意军队建设，但都没能像秦那样，通过改革，确立系统的军功授爵制，并利用“利出一孔”的手段，造成民欲求富贵，“非战无由”的社会情势，也没有像秦那样持久不懈地调动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积极从军、勇猛作战的热情。秦自商鞅变法后所培养、训练的军队确为对六国有威慑力的劲旅，正是凭借这支劲旅，秦国才得以力敌群雄，“以虎狼之势而吞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