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先生一生中，有着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
扩展资料：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
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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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4-04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诗化小说的文章体式。
http://www.blogms.com/blog/CommList.aspx?TempleCode=1000000077&BlogLogCode=1001486753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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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3-04-04
沈从文的文学
这本来是一堂课，专业性很强的一堂课，上一次在小教室讲“文学语言”，我以为还是小范围讲，没想来了这么多人，又在这么大的地方，我可能讲不好了。今天讲“洗从文的文学”，这是中文系给我出的题目，让我讲沈从文，谈张爱玲。这两个作家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文坛熟悉，大家熟悉，就很难讲，我只能讲讲我阅读和学习的体会。
中国的作家是从来不缺乏天才的，比如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这样的名子可以列一大串。正是因为有他们存在，中国的文学才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他们留下了一份遗产和一份光荣，才使我们作为后人的在面对着西方文学不至惶恐和自卑。学中文的人，搞汉语写作的人，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人生，熟读他们的作品，这是最最基本的学业修养。但天才作家的作品，我们只能神灵一般的敬奉他们，而无法复制和模仿，因为他们的写作无规律可寻，常常是不从事写作的人读了他们的作品感觉他也可以写作，而从事写作的人却觉得不会了写作。今天我讲另一个天才作家，那就是沈从文。对于沈从文大家可能也是没人不知道的吧，关于他的话题也可能是大家听过了许多吧，我要讲的依然不是他作品的具体分析，还是我刚才说过的，天才作家只能受其启示而是不可仿制的，正如天才画家齐白石说过：似我者死。伟大的作品都是看起来似乎非常平易，似乎人世间就真有那么些故事，不是笔下写出来的，是天地间原本就存在着的，这又如同一些科技发明，是上帝借某某某之人带到人类社会的。牛顿故居的墙上有人写着这样一首诗：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去搞吧，于是，一切就光明了。天才的作家也是这样。我们读《红楼梦》，读《西游记》，读《聊斋志异》，你能感觉那是在编故事吗？你不觉得真真实实有那么一段生活吗，你能认为那是在运用什么技巧吗？世界名牌服装，都是那么简洁，只有小裁缝们做衣裳才费尽心机，在领口上做花边，在袖头上绣饰物。盆景是精致的，大山上的草木和石头不需要布置。如果说人才、怪才、天才，人才是学成的，怪才是出绝招的，它太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一般，太刻意，气量就狭小，而天才一切都“蹈大方”它是整体的，静水深流，看似平和，如水一样，谁都可以进去，进去就淹死了，是未为奇奇。
先说沈从文的生平。为啥要说他的生平，这是因为什么生存状态决定什么人，什么人写什么文章。火而有焰，文是人的精神之光。研究一个作家，必须先研究他的生平。世上有许多作家，我们能不能学他，能不能学到他，只有研究他生成的原因，才能得出结论。肉是好东西，我也承认，但我是素食主义者，这肉对我是不贵重的。为什么有的作家对你有感应，有的设有呢，道理就在这里。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画家带学生，要学黄宾虹，什么也不教、也不让临摹，半年内熟知黄的身世，生活习性，穿黄的衣服，让自我感觉自己就是黄宾虹，然后再描摹黄的画，学他的技法，突然进步神速。再举例子，我当时喜欢川端康成，搞不清他为什么能写出那样的小说，就寻他的所有资料，才明白日本的川端康成作品之所以阴郁，是他从小失母，身体多病，孤独敏感的原因，也以此，寻找我能不能学他，哪些东西与我的气质有关，哪些东西我无法学习。沈从文是1902年出生于湘西凤凰。湘西凤凰地处于川、湘、鄂、黔四省交界，多民族杂居，现在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当然人们去那里旅游有沈从文故乡的原因，但那里自然风光非常好，就是说那里的风水好。中国有古话说“得山水清气”，说“地杰人灵”，那是有道理的。穷山恶水是产不了佳木的，平原上的树多横长，深山的树多高直，戈壁滩上长的是骆驼草，太白山顶上的树只有一人高。沈从文的祖父是大将军，曾率领当地的一支军队随湘军攻打过太平军，也曾任贵州的提督。但死得早，祖母是苗族，没儿女，将祖父弟弟的二儿子过继了，这就是沈从文的父亲。父亲也是一个镇守边关的大将，1900年八国联军改编了天津，其父解甲归田，母亲是土家族，回到凤凰第二年生下沈从文。沈从文14岁入地方行伍，当过卫兵、班长，文件收发员，司书等。20岁的时候，独自到北京寻找发展，如当今的“京漂族”。他考了无数的大学，没有考上。外语不行，一口湘西土语，交际受障碍，在北京混不下去，就又返回家乡当兵。但在队伍中领伙食费时，又改变了主意，离开了队伍，又到北京谋生。这时他开始写作投稿。在这期间，因投稿屡屡不中，生活极度困难，临时当过图书管理员，报社编辑，再后因作品发表，逐渐声名起来，到私立大学教书，以至最后任教到北大。从此成为名作家名教授。这就是他前半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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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半生的经历决定了他的作品一切基调。他的后半生，变化更是巨大，但没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后半生我在后边再讲。这前半生的经历可以概括这么几点。一、绮丽的自然山水赋予了他特殊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二、民族交混，身上有苗、汉、土的血液，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使他性格柔软又倔犟，敏感又宽厚。三、出身地方豪门大户，经见得多，又生活丰实，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四、在写作初期受尽艰辛，培养了“安忍静虑”的定力。他的前半生的经历完全成就着一个作家的要素。什么样的人可以当作家？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如托尔斯泰是贵族，如司马迁受过屈辱，如屈原不被重视，如曹雪芹经历了繁华与败落。一般情况下，小时受过磨难多的人容易成为作家，因为磨难多，人情炎凉就体验的多，而文学就是写这些的。胸中要有说的话、有悲痛、有成郁情、有悲绪、不吐不快、不说不行。艺术都是情绪的东西。有社会情绪和和个体生命的情绪。情绪如结合到一起，写出来就是好作品。任何艺术也都有个情绪在里边。如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那不是平空说的，一定有对象，只是李死了，谁也不知道。好作品的产生就是这种情绪的产物。又传达的是社会情绪和个体生命情绪的统一。可以说，都是从实用开始的，现在有人作品是为了发表，为写而写，当然出不了好作品。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的行万里路，那时交通不便，骑个毛驴出走，一路上风雨冰雪，一路上不知吃在何处投宿哪里，有狼虫虎豹，有强盗毛贼，他的体验是生命的体验，如果现在坐飞机旅游，一两个小时就到一地，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大致一样，吃喝不愁，你就是行十万里，你也没有多少体验的。我再讲几个小例子。沈从文的《湘西散记》里写了他大量的少年生活，他是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中，又是地方豪门大户，那里孔孟的东西少，自然的、野性的东西多，他不受约束，生命是活泼的、天真的，所以长大以后做人没顾忌。他曾经和丁玲有过矛盾，他到北京后因丁玲也是湖南人，声名也大，与之交往，感情真挚，丁玲入狱后他听到丁玲死了还写悼念文章，但后来两人发生误会，误会是以别人流言所致，丁玲怨恨他，他也不申辨，以致解放后长期受排挤，他就默默活着，隐忍着。他在京最困难的时候，冬天很冷，在一个仓库里写作，没有火取暖，衣服单薄，郁达夫去看他，把围巾送给了他。他投稿屡投屡退，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是孙伏园，一次编辑部会上，孙搬出一大摞他的未用稿，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扭成一团，扔进费纸篓。他到北大后看上了张采和，张采和是一个美女加才女，他爱得不行，给人家写求爱信，张却看不上他，把信交给了校长蔡元培，蔡元培说：沈从文能给你写信，这是难得的好事呀！后来经蔡元培尽力作合，他们才结了婚。解放初期，沈从文境遇极度不好，夫妻关系不好，但他一直深爱张采和。他有一个单独的学习写作的房子，每天带点熟食一早去，晚上回来，这样的生活一直十多年。我是没有见过沈从文的，当年一个朋友去北京见过他，回来说，老头象老太太，坐在那里总是笑着，那嘴皱着，象小孩的屁股。我告诉说那是他活成神仙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凡是很杰出的男人，晚年相貌都象老太太。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说明沈从文不是个使强用狠的人，不是个刻薄钻刁的人，他善良、温和、感受灵敏、内心丰富、不善交际，隐忍静虑，这就保证了他作品的阴柔性、温暖性、神性和唯美性。
现在分头说说他作品的这几方面特点。
沈从文真正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24年至1949年，就共有25年左右，人不到50岁就停止了。五四时期那一代作家，49年前创作基本上就停止了，也都是50岁左右，拿陕西来说，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也是40岁左右，文革开始了创作也就停止了。这些作家命运都是悲惨的。沈从文25年时间作品结集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人们熟知的，比如《柏子》、《龙朱》、《阿黑小史》、《月下小景》、《边城》、《长河》、《湘西散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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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的阴柔性。他的作品有一种忧郁气质，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基调。作品的题材都是社会下层的士兵、妇女、小职员的日常人生，既便写妓女也都是低等妓女。在他写作的年代，国家破碎、民族灾难，鲁迅在写《彷徨》、《呐喊》，茅盾在写《子夜》，巴金在写《家》、《春》、《秋》，还有柔石那一批作家，还有延安边区那一批作家革命性更强。而沈从文的作品似乎并没直接涉及当时的风云。换句话说，他不是政治性强的作家，他的作品没有成为政治宣传品，不是匕首和投枪，他也不是战士。没有直接写政治，写社会问题，使他的作品不阳刚，也因此不僵硬。当他初冒出来的时候，以别样的生活，别样的色彩，惊动着文坛，成为京派作家的一员大将，但他在那个时候不可能成为旗手，以致于后来政治性的，社会问题性的，大题材的东西占领了中国文学，沈从文便渐渐边缘化，受到了漠视、排挤和攻击。这种情况和张爱玲一样，张爱玲也只是写她的没落家族的生活，所以50年代初她就出国了，张是有家庭背景的，自由相当大的人，她可以出国，沈从文就只有留下来，因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49年以后，虽有种种原因他退出了文坛，可以说，既使他还在文坛，他也是写不出来的。而文坛有这样的情况，人人都知道他是个诗人作家，任谁也不知道他写了什么诗什么小说，这样的人往往在文坛混得最长。我在文革后期，有一天去图书馆翻到他的一本书，那是我第一次读他的书。书是丛书，序言由别人写的，序言中说他如何有才华，文笔如何好，但有一句话我记得清楚，就是：他只能算二流作家。但我那时不知道沈是谁，非常喜欢读他的作品，后来一本书上收他的一个作品，我还给出版社写信，要求多收他的作品，又过了多年，他的文集才出来。我一直说过这样的话，作品必须经过50年的考验，如果50年后有人还在读，那就是好作品。50年后沈从文怎么样呢？沈从文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超一流作家，成了作家和从事文学工作者的必修课。为什么呢？文学有文学的规律，文学就是写人性的，脱离了写人性，而将文学当作政治的宣传品，你轻视着文学规律，文学也就最后抛弃你。近50年后沈从文的浮出，是中国文学观的改变，可以说，对待沈从文的态度变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心路历程。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文学一定要遵循文学规律，文学不是政治宣传品。以政治观念写作品，既使一时红火风光，最后也是一无所有，而文学不作御用，有人又写成揭露、暴露、黑幕性的作品，思维上和御用一样的。同样一无所有。有一年我为江苏一清代驿站，墙上贴有接待的仪程，皇帝来了，送当地特产，有一条，请诗人献诗。看后心中特别悲哀。我写过一个中篇“艺术家韩起祥”就写了一个艺术家如何一步步变成政治宣传品，最后悲凉地死去。这就牵涉出了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民族是一个苦难民族，因为苦难，政治情结就浓，所以“铁肩担道义，著文章”之说，伟大的文学作品既要关注现实，又要追问人的本身。讲政治要讲大政治，关注和追问的就是大政治。
他的温暖性。善良而宽宏的作家才能写出温暖的作品。沈从文写下层社会的人日常人生，同时期老舍也是写下层社会的日常人生，两人都是伟大作家，但老舍的眼光是批判的眼光，以一个改革者的眼光来看待人性，而沈从文以温和的心境，尽量看取人性的真与善。对人性的真与善的关注和肯定，集中体现于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我们估且不论其长篇、中篇，即使那些短篇，比如《柏子》和《丈夫》中的妓女都是那么可爱、可怜，读完让你心跳和叹息。作品的温暖性，可以使作品有慈爱心。我有这样体会，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从学校带回一点吃食，当我们兄妹四人在那里吃的时候，他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吃。我做了父亲后，每当弄些好吃的带回来给孩子吃，我也是坐在对面看着，我体会到一个做父亲的那种感觉。读沈从文的小说，我就想到父亲的神情，我感觉沈从文对他的人物就是这种神情。作品的温暖性，更使文笔优美，没有生硬尖刻，没有戏谑和调侃，朴素而平实，幽默也是冷幽默。他不是刻意要批判什么，作品里看不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一切都是温情，他表现悲剧现实，如果在作品是好人坏分明，那就不是好作品。“红楼梦”贾林的悲剧是谁制造的呢？是贾母，是宝钗，是宝玉，是黛玉，好像都有，又都没有，是社会的悲剧，是人人都有份制造的悲剧，但你又不能怪哪个人。又如文革，是谁的责任？毛主席，走资派，造反派，好像是又不是，是全部的中国人都参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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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神性，好小说都是有神性的，也就是有精神的。作品要讲究维度，要提升精神层面。有的作品是政治传声筒，这是令人反感的；有的是把人物作为背景，去研究一个个具有当下性的社会问题，这是讨厌的；有的以观念写作，全文就为着演义又一个观念，同样面目可憎。现在有许多作品，写现实，不应称之为现实主义，没有精神意象的现实作品不是现实主义作品。沈写的是下层社会人的日常生命状况，就是他探寻的是关于人的最为根本意义上的爱、真、美，他的小说才具备了生命力。他有一句名言，说他的作品是建一个希腊小庙。通过对淳朴的爱恋的风土人情的描摹，营造一个特殊精神空间，这个精神空间与作者所身处的特性空间形成强烈对照，这精神空间就是“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是一种充实人性和神性的爱。一方面是经营希腊小庙，一方面现实却是人欲横流，红尘滚滚，这样就必然产生孤独和悲凉，他的作品又温馨又哀伤是自然而然的。我画莲喜欢画出藕、茎和花，莲花就是藕的精神之花，这朵花是艳丽的，洁净的，艳丽和洁净得又无比哀伤。佛的眼是微闭的，佛的态就透着这种味道。沈从文这一点，我们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体会。我们写作为什么得有这种神性，精神空间为什么缺乏，而他又是怎样寻找怎么处理和完成这个精神空间的？
再说唯美性吧。中国作家历来分两类，一类政治性强，大题材，大结构，雄浑刚健，这类作家和作品弄得好当然好，而且在当代当红，弄得不好就极其不好，作品寿命极短。另一类讲究文体，讲究艺术，讲究语言，讲究气韵。当然弄得不好，影响大气，沦为柔弱和矫情。但这类作家的作品寿命长，他的文字至老都好，即便留一个便条都有味道。举个例子吧，现代作家废名是唯美化的，沈从文向他学习过，他的作品特别讲究，太讲究了就冷僻、孤寂，失去大气。古诗人贾岛如此，废名也如此，而沈从文学废名脱于废名，他作品的气是向外喷的。孙犁的荷花淀派之所以后继无人，就是后学者气小了。唯美性的作家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艺术感觉好、文笔美，善于运用“闲话”，增加韵味，我比喻为往水面上抛石子，有人抛一个石子，咕咚就沉水了，有人的石子在水面上连续打漂。（举《柏子》的一些句子）。他们反复叙说一件事，文笔独思妙想，有无尽的细节，这需要感觉和想象。沈如此，张爱玲也如此。大家可以读沈《龙朱》。（这里不能具体分析。有许多东西靠自己去悟。没有悟性，那就不是干这行的料了。）
下来，我谈谈沈从文给我们的启示。
一、成功的作家，必须是天生的一份文学才能，这份才能不是学校能培养的，它是大自然的产物。只要他胸中有文学，一经开发就有文学作品，若胸中没有，后天的努力也只能成就一般。知识并不等于智慧，而智慧就是悟的积累。在日常生活中悟一些道理，逐渐积累，洞彻天地自然的规律。大师付都是悟道的，有的是顿悟，豁然洞开，有的是历经无数劫难渐悟的。那些小各尚，是天不是，张爱玲讲“发展自己的天才”，只要你感觉你有这方面才情，你就好好去发展，许多写作人初期都询问：自己是不是这方面材料，最后能不能成功？别人是无法回答，自己有感觉，这如同端来一碗饭，你会感觉自己能不能吃下。说这样的话，不是要打击一些初学文学的人，我强调的悟性，作家必须靠悟，有一句话：“读书不求甚解”，是说可以不完美，但从这一点悟出那一点，所以作家不一定学历多高，沈从文没上过大学，张爱玲没上过大学，鲁迅是学医的，现在理工科学搞文学都比学中文的写得好，思维广阔，学文的最害怕学死。
二、文学是人学，应该写出人的理想，写出人对自身的追问。这是正道，也是唯一的道。所以，在中国这个政治性特强的国度里，一定要建立文学观，否则一时红火，得名取利，都是最后悲伤的。中国作家，有人是在政途上失意后转入文学，有人以文学作为跳板进入政途的，有人说是搞文学，经不住一个科长职位的诱惑，这样都不是真正弄文学，也可以说不是能在文学上成事的人。沈从文埋没几十年，是海外重视而影响国内的，也是社会进步后对文学重新认识的。当年沈从文无法搞文学，转向文物研究，他经手过同瓷器、铜器、玉器、漆器、绘画、家具、绸缎一百万件，当讲解员几十年，接待三十万人次，写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明锦》、《战国漆器》等，他“隐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地藏”。但是金子终究发光，古镜愈磨愈亮，当夏志清在海外大力宣传他，海外汉学者以研究他而获得博士学位，他终于文物出土。他同张爱玲、钱钟书浮出后，一直还有争议，同辈人对他有非议，那是忌妒，文坛也很恐怖，文学是马拉松运动，同辈人是压不住的，现在年轻作家力捧沈从文就是证明。
三、社会复杂，文坛亦复杂，各色人等，当人境逼仄的时候，精神一定要浩淼无涯，与天地往来。人要高贵，作品立意要高贵，这种高贵不是你去当官，得势，中国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国度，一当官什么都好，所以文坛上为当个官争破头。昨天，一个书法评论家到我那儿，说起现在书画为什么那么热，本来书画是极少数人的事，我说，如果排除经济利益，你看还有几个人爱书法、绘画？所以，当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你可以不反抗，但你要隐忍，要静水深流，靠作品说话。
四、对于沈从文，任何人讲都无法讲清，真正要了解他，认真谈他的作品，品味他的一段一句一字，悟出沈从文为什么是沈从文，悟出沈从文能不能与同自己有感应。你只有感应了，你就会学到他许多东西。
本来，在讲沈从文之前，我应该要求同学们熟读他的作品，但我先来讲了，可能听我现在的讲难以理解深，那就以我的讲课作为一个引子你们再去读吧。声明的是，我讲的是我读过的沈从文，是一个作家去读另一个作家的感受，这种感受只是：他那样写我能不能那样写，他写的东西哪些我可以写，哪些我写不了？所以，我讲的不是全面的评价沈从文，只是一家之言而已，仅供参考。
这本来是一堂课，专业性很强的一堂课，上一次在小教室讲“文学语言”，我以为还是小范围讲，没想来了这么多人，又在这么大的地方，我可能讲不好了。今天讲“洗从文的文学”，这是中文系给我出的题目，让我讲沈从文，谈张爱玲。这两个作家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文坛熟悉，大家熟悉，就很难讲，我只能讲讲我阅读和学习的体会。
中国的作家是从来不缺乏天才的，比如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这样的名子可以列一大串。正是因为有他们存在，中国的文学才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他们留下了一份遗产和一份光荣，才使我们作为后人的在面对着西方文学不至惶恐和自卑。学中文的人，搞汉语写作的人，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人生，熟读他们的作品，这是最最基本的学业修养。但天才作家的作品，我们只能神灵一般的敬奉他们，而无法复制和模仿，因为他们的写作无规律可寻，常常是不从事写作的人读了他们的作品感觉他也可以写作，而从事写作的人却觉得不会了写作。今天我讲另一个天才作家，那就是沈从文。对于沈从文大家可能也是没人不知道的吧，关于他的话题也可能是大家听过了许多吧，我要讲的依然不是他作品的具体分析，还是我刚才说过的，天才作家只能受其启示而是不可仿制的，正如天才画家齐白石说过：似我者死。伟大的作品都是看起来似乎非常平易，似乎人世间就真有那么些故事，不是笔下写出来的，是天地间原本就存在着的，这又如同一些科技发明，是上帝借某某某之人带到人类社会的。牛顿故居的墙上有人写着这样一首诗：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去搞吧，于是，一切就光明了。天才的作家也是这样。我们读《红楼梦》，读《西游记》，读《聊斋志异》，你能感觉那是在编故事吗？你不觉得真真实实有那么一段生活吗，你能认为那是在运用什么技巧吗？世界名牌服装，都是那么简洁，只有小裁缝们做衣裳才费尽心机，在领口上做花边，在袖头上绣饰物。盆景是精致的，大山上的草木和石头不需要布置。如果说人才、怪才、天才，人才是学成的，怪才是出绝招的，它太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一般，太刻意，气量就狭小，而天才一切都“蹈大方”它是整体的，静水深流，看似平和，如水一样，谁都可以进去，进去就淹死了，是未为奇奇。
先说沈从文的生平。为啥要说他的生平，这是因为什么生存状态决定什么人，什么人写什么文章。火而有焰，文是人的精神之光。研究一个作家，必须先研究他的生平。世上有许多作家，我们能不能学他，能不能学到他，只有研究他生成的原因，才能得出结论。肉是好东西，我也承认，但我是素食主义者，这肉对我是不贵重的。为什么有的作家对你有感应，有的设有呢，道理就在这里。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画家带学生，要学黄宾虹，什么也不教、也不让临摹，半年内熟知黄的身世，生活习性，穿黄的衣服，让自我感觉自己就是黄宾虹，然后再描摹黄的画，学他的技法，突然进步神速。再举例子，我当时喜欢川端康成，搞不清他为什么能写出那样的小说，就寻他的所有资料，才明白日本的川端康成作品之所以阴郁，是他从小失母，身体多病，孤独敏感的原因，也以此，寻找我能不能学他，哪些东西与我的气质有关，哪些东西我无法学习。沈从文是1902年出生于湘西凤凰。湘西凤凰地处于川、湘、鄂、黔四省交界，多民族杂居，现在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当然人们去那里旅游有沈从文故乡的原因，但那里自然风光非常好，就是说那里的风水好。中国有古话说“得山水清气”，说“地杰人灵”，那是有道理的。穷山恶水是产不了佳木的，平原上的树多横长，深山的树多高直，戈壁滩上长的是骆驼草，太白山顶上的树只有一人高。沈从文的祖父是大将军，曾率领当地的一支军队随湘军攻打过太平军，也曾任贵州的提督。但死得早，祖母是苗族，没儿女，将祖父弟弟的二儿子过继了，这就是沈从文的父亲。父亲也是一个镇守边关的大将，1900年八国联军改编了天津，其父解甲归田，母亲是土家族，回到凤凰第二年生下沈从文。沈从文14岁入地方行伍，当过卫兵、班长，文件收发员，司书等。20岁的时候，独自到北京寻找发展，如当今的“京漂族”。他考了无数的大学，没有考上。外语不行，一口湘西土语，交际受障碍，在北京混不下去，就又返回家乡当兵。但在队伍中领伙食费时，又改变了主意，离开了队伍，又到北京谋生。这时他开始写作投稿。在这期间，因投稿屡屡不中，生活极度困难，临时当过图书管理员，报社编辑，再后因作品发表，逐渐声名起来，到私立大学教书，以至最后任教到北大。从此成为名作家名教授。这就是他前半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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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半生的经历决定了他的作品一切基调。他的后半生，变化更是巨大，但没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后半生我在后边再讲。这前半生的经历可以概括这么几点。一、绮丽的自然山水赋予了他特殊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二、民族交混，身上有苗、汉、土的血液，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使他性格柔软又倔犟，敏感又宽厚。三、出身地方豪门大户，经见得多，又生活丰实，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四、在写作初期受尽艰辛，培养了“安忍静虑”的定力。他的前半生的经历完全成就着一个作家的要素。什么样的人可以当作家？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如托尔斯泰是贵族，如司马迁受过屈辱，如屈原不被重视，如曹雪芹经历了繁华与败落。一般情况下，小时受过磨难多的人容易成为作家，因为磨难多，人情炎凉就体验的多，而文学就是写这些的。胸中要有说的话、有悲痛、有成郁情、有悲绪、不吐不快、不说不行。艺术都是情绪的东西。有社会情绪和和个体生命的情绪。情绪如结合到一起，写出来就是好作品。任何艺术也都有个情绪在里边。如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那不是平空说的，一定有对象，只是李死了，谁也不知道。好作品的产生就是这种情绪的产物。又传达的是社会情绪和个体生命情绪的统一。可以说，都是从实用开始的，现在有人作品是为了发表，为写而写，当然出不了好作品。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的行万里路，那时交通不便，骑个毛驴出走，一路上风雨冰雪，一路上不知吃在何处投宿哪里，有狼虫虎豹，有强盗毛贼，他的体验是生命的体验，如果现在坐飞机旅游，一两个小时就到一地，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大致一样，吃喝不愁，你就是行十万里，你也没有多少体验的。我再讲几个小例子。沈从文的《湘西散记》里写了他大量的少年生活，他是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中，又是地方豪门大户，那里孔孟的东西少，自然的、野性的东西多，他不受约束，生命是活泼的、天真的，所以长大以后做人没顾忌。他曾经和丁玲有过矛盾，他到北京后因丁玲也是湖南人，声名也大，与之交往，感情真挚，丁玲入狱后他听到丁玲死了还写悼念文章，但后来两人发生误会，误会是以别人流言所致，丁玲怨恨他，他也不申辨，以致解放后长期受排挤，他就默默活着，隐忍着。他在京最困难的时候，冬天很冷，在一个仓库里写作，没有火取暖，衣服单薄，郁达夫去看他，把围巾送给了他。他投稿屡投屡退，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是孙伏园，一次编辑部会上，孙搬出一大摞他的未用稿，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扭成一团，扔进费纸篓。他到北大后看上了张采和，张采和是一个美女加才女，他爱得不行，给人家写求爱信，张却看不上他，把信交给了校长蔡元培，蔡元培说：沈从文能给你写信，这是难得的好事呀！后来经蔡元培尽力作合，他们才结了婚。解放初期，沈从文境遇极度不好，夫妻关系不好，但他一直深爱张采和。他有一个单独的学习写作的房子，每天带点熟食一早去，晚上回来，这样的生活一直十多年。我是没有见过沈从文的，当年一个朋友去北京见过他，回来说，老头象老太太，坐在那里总是笑着，那嘴皱着，象小孩的屁股。我告诉说那是他活成神仙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凡是很杰出的男人，晚年相貌都象老太太。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说明沈从文不是个使强用狠的人，不是个刻薄钻刁的人，他善良、温和、感受灵敏、内心丰富、不善交际，隐忍静虑，这就保证了他作品的阴柔性、温暖性、神性和唯美性。
现在分头说说他作品的这几方面特点。
沈从文真正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24年至1949年，就共有25年左右，人不到50岁就停止了。五四时期那一代作家，49年前创作基本上就停止了，也都是50岁左右，拿陕西来说，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也是40岁左右，文革开始了创作也就停止了。这些作家命运都是悲惨的。沈从文25年时间作品结集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人们熟知的，比如《柏子》、《龙朱》、《阿黑小史》、《月下小景》、《边城》、《长河》、《湘西散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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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的阴柔性。他的作品有一种忧郁气质，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基调。作品的题材都是社会下层的士兵、妇女、小职员的日常人生，既便写妓女也都是低等妓女。在他写作的年代，国家破碎、民族灾难，鲁迅在写《彷徨》、《呐喊》，茅盾在写《子夜》，巴金在写《家》、《春》、《秋》，还有柔石那一批作家，还有延安边区那一批作家革命性更强。而沈从文的作品似乎并没直接涉及当时的风云。换句话说，他不是政治性强的作家，他的作品没有成为政治宣传品，不是匕首和投枪，他也不是战士。没有直接写政治，写社会问题，使他的作品不阳刚，也因此不僵硬。当他初冒出来的时候，以别样的生活，别样的色彩，惊动着文坛，成为京派作家的一员大将，但他在那个时候不可能成为旗手，以致于后来政治性的，社会问题性的，大题材的东西占领了中国文学，沈从文便渐渐边缘化，受到了漠视、排挤和攻击。这种情况和张爱玲一样，张爱玲也只是写她的没落家族的生活，所以50年代初她就出国了，张是有家庭背景的，自由相当大的人，她可以出国，沈从文就只有留下来，因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49年以后，虽有种种原因他退出了文坛，可以说，既使他还在文坛，他也是写不出来的。而文坛有这样的情况，人人都知道他是个诗人作家，任谁也不知道他写了什么诗什么小说，这样的人往往在文坛混得最长。我在文革后期，有一天去图书馆翻到他的一本书，那是我第一次读他的书。书是丛书，序言由别人写的，序言中说他如何有才华，文笔如何好，但有一句话我记得清楚，就是：他只能算二流作家。但我那时不知道沈是谁，非常喜欢读他的作品，后来一本书上收他的一个作品，我还给出版社写信，要求多收他的作品，又过了多年，他的文集才出来。我一直说过这样的话，作品必须经过50年的考验，如果50年后有人还在读，那就是好作品。50年后沈从文怎么样呢？沈从文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超一流作家，成了作家和从事文学工作者的必修课。为什么呢？文学有文学的规律，文学就是写人性的，脱离了写人性，而将文学当作政治的宣传品，你轻视着文学规律，文学也就最后抛弃你。近50年后沈从文的浮出，是中国文学观的改变，可以说，对待沈从文的态度变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心路历程。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文学一定要遵循文学规律，文学不是政治宣传品。以政治观念写作品，既使一时红火风光，最后也是一无所有，而文学不作御用，有人又写成揭露、暴露、黑幕性的作品，思维上和御用一样的。同样一无所有。有一年我为江苏一清代驿站，墙上贴有接待的仪程，皇帝来了，送当地特产，有一条，请诗人献诗。看后心中特别悲哀。我写过一个中篇“艺术家韩起祥”就写了一个艺术家如何一步步变成政治宣传品，最后悲凉地死去。这就牵涉出了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民族是一个苦难民族，因为苦难，政治情结就浓，所以“铁肩担道义，著文章”之说，伟大的文学作品既要关注现实，又要追问人的本身。讲政治要讲大政治，关注和追问的就是大政治。
他的温暖性。善良而宽宏的作家才能写出温暖的作品。沈从文写下层社会的人日常人生，同时期老舍也是写下层社会的日常人生，两人都是伟大作家，但老舍的眼光是批判的眼光，以一个改革者的眼光来看待人性，而沈从文以温和的心境，尽量看取人性的真与善。对人性的真与善的关注和肯定，集中体现于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我们估且不论其长篇、中篇，即使那些短篇，比如《柏子》和《丈夫》中的妓女都是那么可爱、可怜，读完让你心跳和叹息。作品的温暖性，可以使作品有慈爱心。我有这样体会，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从学校带回一点吃食，当我们兄妹四人在那里吃的时候，他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吃。我做了父亲后，每当弄些好吃的带回来给孩子吃，我也是坐在对面看着，我体会到一个做父亲的那种感觉。读沈从文的小说，我就想到父亲的神情，我感觉沈从文对他的人物就是这种神情。作品的温暖性，更使文笔优美，没有生硬尖刻，没有戏谑和调侃，朴素而平实，幽默也是冷幽默。他不是刻意要批判什么，作品里看不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一切都是温情，他表现悲剧现实，如果在作品是好人坏分明，那就不是好作品。“红楼梦”贾林的悲剧是谁制造的呢？是贾母，是宝钗，是宝玉，是黛玉，好像都有，又都没有，是社会的悲剧，是人人都有份制造的悲剧，但你又不能怪哪个人。又如文革，是谁的责任？毛主席，走资派，造反派，好像是又不是，是全部的中国人都参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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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鼠核心会员6
说到神性，好小说都是有神性的，也就是有精神的。作品要讲究维度，要提升精神层面。有的作品是政治传声筒，这是令人反感的；有的是把人物作为背景，去研究一个个具有当下性的社会问题，这是讨厌的；有的以观念写作，全文就为着演义又一个观念，同样面目可憎。现在有许多作品，写现实，不应称之为现实主义，没有精神意象的现实作品不是现实主义作品。沈写的是下层社会人的日常生命状况，就是他探寻的是关于人的最为根本意义上的爱、真、美，他的小说才具备了生命力。他有一句名言，说他的作品是建一个希腊小庙。通过对淳朴的爱恋的风土人情的描摹，营造一个特殊精神空间，这个精神空间与作者所身处的特性空间形成强烈对照，这精神空间就是“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是一种充实人性和神性的爱。一方面是经营希腊小庙，一方面现实却是人欲横流，红尘滚滚，这样就必然产生孤独和悲凉，他的作品又温馨又哀伤是自然而然的。我画莲喜欢画出藕、茎和花，莲花就是藕的精神之花，这朵花是艳丽的，洁净的，艳丽和洁净得又无比哀伤。佛的眼是微闭的，佛的态就透着这种味道。沈从文这一点，我们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体会。我们写作为什么得有这种神性，精神空间为什么缺乏，而他又是怎样寻找怎么处理和完成这个精神空间的？
再说唯美性吧。中国作家历来分两类，一类政治性强，大题材，大结构，雄浑刚健，这类作家和作品弄得好当然好，而且在当代当红，弄得不好就极其不好，作品寿命极短。另一类讲究文体，讲究艺术，讲究语言，讲究气韵。当然弄得不好，影响大气，沦为柔弱和矫情。但这类作家的作品寿命长，他的文字至老都好，即便留一个便条都有味道。举个例子吧，现代作家废名是唯美化的，沈从文向他学习过，他的作品特别讲究，太讲究了就冷僻、孤寂，失去大气。古诗人贾岛如此，废名也如此，而沈从文学废名脱于废名，他作品的气是向外喷的。孙犁的荷花淀派之所以后继无人，就是后学者气小了。唯美性的作家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艺术感觉好、文笔美，善于运用“闲话”，增加韵味，我比喻为往水面上抛石子，有人抛一个石子，咕咚就沉水了，有人的石子在水面上连续打漂。（举《柏子》的一些句子）。他们反复叙说一件事，文笔独思妙想，有无尽的细节，这需要感觉和想象。沈如此，张爱玲也如此。大家可以读沈《龙朱》。（这里不能具体分析。有许多东西靠自己去悟。没有悟性，那就不是干这行的料了。）
下来，我谈谈沈从文给我们的启示。
一、成功的作家，必须是天生的一份文学才能，这份才能不是学校能培养的，它是大自然的产物。只要他胸中有文学，一经开发就有文学作品，若胸中没有，后天的努力也只能成就一般。知识并不等于智慧，而智慧就是悟的积累。在日常生活中悟一些道理，逐渐积累，洞彻天地自然的规律。大师付都是悟道的，有的是顿悟，豁然洞开，有的是历经无数劫难渐悟的。那些小各尚，是天不是，张爱玲讲“发展自己的天才”，只要你感觉你有这方面才情，你就好好去发展，许多写作人初期都询问：自己是不是这方面材料，最后能不能成功？别人是无法回答，自己有感觉，这如同端来一碗饭，你会感觉自己能不能吃下。说这样的话，不是要打击一些初学文学的人，我强调的悟性，作家必须靠悟，有一句话：“读书不求甚解”，是说可以不完美，但从这一点悟出那一点，所以作家不一定学历多高，沈从文没上过大学，张爱玲没上过大学，鲁迅是学医的，现在理工科学搞文学都比学中文的写得好，思维广阔，学文的最害怕学死。
二、文学是人学，应该写出人的理想，写出人对自身的追问。这是正道，也是唯一的道。所以，在中国这个政治性特强的国度里，一定要建立文学观，否则一时红火，得名取利，都是最后悲伤的。中国作家，有人是在政途上失意后转入文学，有人以文学作为跳板进入政途的，有人说是搞文学，经不住一个科长职位的诱惑，这样都不是真正弄文学，也可以说不是能在文学上成事的人。沈从文埋没几十年，是海外重视而影响国内的，也是社会进步后对文学重新认识的。当年沈从文无法搞文学，转向文物研究，他经手过同瓷器、铜器、玉器、漆器、绘画、家具、绸缎一百万件，当讲解员几十年，接待三十万人次，写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明锦》、《战国漆器》等，他“隐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地藏”。但是金子终究发光，古镜愈磨愈亮，当夏志清在海外大力宣传他，海外汉学者以研究他而获得博士学位，他终于文物出土。他同张爱玲、钱钟书浮出后，一直还有争议，同辈人对他有非议，那是忌妒，文坛也很恐怖，文学是马拉松运动，同辈人是压不住的，现在年轻作家力捧沈从文就是证明。
三、社会复杂，文坛亦复杂，各色人等，当人境逼仄的时候，精神一定要浩淼无涯，与天地往来。人要高贵，作品立意要高贵，这种高贵不是你去当官，得势，中国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国度，一当官什么都好，所以文坛上为当个官争破头。昨天，一个书法评论家到我那儿，说起现在书画为什么那么热，本来书画是极少数人的事，我说，如果排除经济利益，你看还有几个人爱书法、绘画？所以，当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你可以不反抗，但你要隐忍，要静水深流，靠作品说话。
四、对于沈从文，任何人讲都无法讲清，真正要了解他，认真谈他的作品，品味他的一段一句一字，悟出沈从文为什么是沈从文，悟出沈从文能不能与同自己有感应。你只有感应了，你就会学到他许多东西。
本来，在讲沈从文之前，我应该要求同学们熟读他的作品，但我先来讲了，可能听我现在的讲难以理解深，那就以我的讲课作为一个引子你们再去读吧。声明的是，我讲的是我读过的沈从文，是一个作家去读另一个作家的感受，这种感受只是：他那样写我能不能那样写，他写的东西哪些我可以写，哪些我写不了？所以，我讲的不是全面的评价沈从文，只是一家之言而已，仅供参考。
第3个回答 2013-04-05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第4个回答 2013-04-06
你好，我来为你解答：
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以及特色是创造了“湘西”系类小说，但是他的创作十分全面，比如还有城市题材小说《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等》、还有早点写过的农民工、大兵的的具有现实主义的作品《石子船》、《新与旧》、《建设》等等，此外还有一系列文学评论以及文学理论，比如《抽象的抒情》、《论冯文炳》等等，他是一个多产而且全面的作家。
沈从文小说的局限主要是其思想内涵十分矛盾，并不明晰。《边城》、《长河》等系列作品，广大读者读到的是作品的清新，被作品表面的美好、温婉所蒙蔽，而感受不到作品背后作者隐藏的深深地忧愁。而且，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沈从文提出从大文化的角度去改造民族，希望通过雄强的苗人的性格的塑造，“在老态龙钟的民族里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使中华民族坚强起来，这种主张是不合时宜的，这也注定了沈从文的边缘化。
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以及特色是创造了“湘西”系类小说，但是他的创作十分全面，比如还有城市题材小说《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等》、还有早点写过的农民工、大兵的的具有现实主义的作品《石子船》、《新与旧》、《建设》等等，此外还有一系列文学评论以及文学理论，比如《抽象的抒情》、《论冯文炳》等等，他是一个多产而且全面的作家。
沈从文小说的局限主要是其思想内涵十分矛盾，并不明晰。《边城》、《长河》等系列作品，广大读者读到的是作品的清新，被作品表面的美好、温婉所蒙蔽，而感受不到作品背后作者隐藏的深深地忧愁。而且，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沈从文提出从大文化的角度去改造民族，希望通过雄强的苗人的性格的塑造，“在老态龙钟的民族里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使中华民族坚强起来，这种主张是不合时宜的，这也注定了沈从文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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