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你读《自伽利略之后》，我读过受益匪浅！
一直以来，流传着“伽利略与教会对抗”的传说，一向被援引为基督教长期与科学对立的首要例证，这种情况一直至19世纪末才达到顶点。科学和基督教的基本关系，被描述成一种敌对和无可避免的冲突。然而，这些描述忽略了一个事实，这种敌对的态度是源自18世纪和19世纪哲学的发展，而并非出自那几位伟大科学先驱的见解。
基督教是现代科学的重要伙伴而非敌人。
首先，科学是在基督教一神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文化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圣经启示中的上帝，在个性上是一致的，在创造活动上则是有条不紊的。那么，一切事实存在都有其固有的规律这个观念，也是可以理解和可以预言的，而这些都成为任何理性或科学活动的基础。
第二，自然界具有偶然性这样一个重要概念，乃是具有基督教根源的。存在于规律性中的整个宇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上帝所维持的——这个信念在牛顿思想中占重要地位，在他的著作中表述得明确而有力。根据圣经创世的教义，偶然的可理解性这一概念成为经验科学的根基。换句话说，要理解自然界，不能靠那些固有的、不解自明的原则，而必须靠科学的观察和实验。万物本身并不是透过我们的想象而存在；宇宙之存在，是上帝自由独立创造的结果。它正是上帝所创造的那样，有一个偶然的、结构开放的规律，已经超过我们有限的定理和方程式所能掌握和界定的范围。宇宙因此而有意想不到的迂回曲折。
科学是永远前进又永无止境的。科学知识那怕只是关乎现实微小的一部分，也永不是完全和彻底的。不过，尽管科学家知道的只是某部分，但通过他们在宇宙中的持续漫游，总可在“真理”里赢取某些领悟。我们研究过的几位科学家就深信，他们的理论绝非为迎合数据而臆造的数学构想，而是对物质世界的真实描写，正像上帝所创造的那样。
四位科学革命的先驱者即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牛顿全是基督徒，其他许多的科学家如培根、玻义耳、帕斯卡、雷也都是基督徒。他们绝不以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会跟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相抵触，相反地，他们把探索自然一事看作是一个神圣的职责和殊荣。
最后，宗教改革对新科学做出了难以估计的贡献，这一点与人民一般的观念相反。欧洲大陆的改革家在神学的背景下对科学持守一个正面的观点。加尔文写道：“如果我们把上帝的灵看作是真理的唯一根源，我们便不可背弃真理，在任何情形下藐视它，否则，我们便使上帝的灵蒙羞了。”他又说：“天文学不仅有趣，且非常有用；无可否认，这门艺术揭示了上帝的惊人智慧。”不过，加尔文和路德都注意到，过分致力于科学，会将人们的注意从上帝移开，并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自然界的进程并不受上帝的掌管。
17世纪的英国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与历史学家常常假定的那种冲突不同，科学和宗教双方都从肯定的方面互相影响。新派教徒渐渐接受新科学的看法，认为新科学是支持传统基督教哲学的，因为当时的科学家们正在清除对自然界有物质倾向的力学观点。清教徒在确立牛顿科学的活动中成为主导，并在许多大学中渗透。甚至在牛顿以前，哥白尼学说就广被处于新旧英格兰的清教徒思想家所接受。及至17世纪末，他们在皇家学院中占了大多数。后来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开始，也使英国成为19世纪最强盛的国家。
基督教神学和科学是密不可分的，从新教徒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开始，从1776年以基督教新教思想为基础制定了《独立宣言》并建立美国以来，经历了不到200年，美国就成为最强大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这也成为基督教促进科学发展的见证。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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