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有时难免会面临角色冲突和伦理困境的矛盾。造成这种矛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记者的多重职责、采访环境的复杂以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等，使记者的面临伦理困境时，所作出的反应，并不能以统一的标准去判断和衡量。
然而社会舆论的压力却是铺天盖地地往记者的肩上袭来，外界对记者的要求往往过高，给记者寄予厚望。这是对记者的信任，同时也许是对他们的幻想和期盼。当世人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并且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时，就会把目光投向那些能对自己
潜意识里要与之对抗的团体起到一定影响作用的媒介上。记者能举起舆论监督的武器，指点江山，抨击时弊，维护社会公义……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记者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因次，他们就比普通百姓面临了更多的角色冲突和伦理困境，得到的是更多的争议。他们可以制造舆论的洪水，同时也随时被舆论的洪水所淹没。
新闻立法的搁浅，使得这种现状在一定的时期里必然存在。目前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界定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应该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而更根本的是，我们也无法找出这么一个统一的标准。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矛盾一直并肩而行，而到了新闻这个领域，这个矛盾的界限更加催于含糊。新闻记者需要做的，是跟着感觉走，还是应该遵循一定的标准？目前而言，这个标准是虚的，根本不存在。而跟着感觉走，更加是随意荒唐的。对此，笔者对这个问题作出简单稚嫩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以前几年“记者拍摄骑车市民水坑栽跟头”为例，当时舆论界以对于该新闻记者是否应该提醒路人注意水坑为焦点，吵得沸沸扬扬。在此，笔者认为，该名记者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一名记者。他的目的是记录下具体情况，刊登出来，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改进。新闻出来之后，必将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也有利于在改进道路
安全隐患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效。他要做的，是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服务。
倘若记者阻止了这个事情的发生，就失去了报道的可能性，那么更可怕的情况是，最根本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更严重的后果很有可能发生。人们把枪口对准记者，众口谴责他没有尽一个社会公民的责任。但是换个角度来思考，在场肯定也会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幕，而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醒后面的人；而
受害者在栽倒后，同样的也没有站出来阻止后来人遭遇同样无奈的场面。他们更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我们不能在同样的情况下，惟独把矛头对准记者。记者不是万能的，他们应该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众人对记者的口诛笔伐是有失偏颇的，而该记者的后期处理方法也有待商榷。如果他在完成了采访拍摄的任务后，能够回归到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角色层面上，采取一定的措施帮助后面的行人躲开这个水坑，那么他必然会受到更多人的认可，而不会使得后来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当然，只要他的报道一出来，争议难免存在，然而他可以把不良影响控制到最合适的范围以内。在此，提高记者的个人素养以及
职业道德显得尤为关键。
同样的，对于诸如此类“记者应不应该采取措施阻止事态向不好状况发展”的问题的探讨，我们应该遵循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如记者在火灾现场，如果他是第一目击者，在身旁无人的情况下他应当立即报警；在有人围观的情况下他应该求助旁边的群众帮忙，他则应该做记者的拍摄与采访工作。如果旁边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忙，情况特别紧急，他就应该想办法救人；如果消防员已在扑救，那么他就没必要去帮忙救火……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在紧急的情况下记者也容易失去分寸。因此，记者应该保持冷静，提高科学判断事态发展的能力。
白岩松在东财做讲座时说过：“中国媒体要交给有社会良知和知识储备的人。”这句话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几乎每一个记者都面临过角色冲突和伦理困境的矛盾，而且越是优秀的记者就更容易面临这样的矛盾。综观优秀记者，闾丘露薇、
水均益、白岩松、
吴小莉、崔永元、
杨澜等，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专业”二字。他们往往能轻易地用巧妙的手段打破一个个僵局，还给人留下富有人情味的深刻印象。在新闻记者的角色冲突和伦理困境的问题上，原始简单的既不失人文关怀又能保持其专业性的解决方法是最理想的，如何找到平衡的那一点，需要每一个记者去努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