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在时间上比美、法、德、意等
发达国家提前了100年左右,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前了200多年。这种绝对先行国地位使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农关系的处理上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加上新兴资产阶级反对保护主义、倡导自由竞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传统,英国于工业化完成后在对农业的保护上反而比其他发达国家要晚一些,从而走出了一条从通过“财产剥夺——贸易条件恶化”模式积累工业化资金,到适度农业保护的较为独特的工农关系变动的道路;也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从农业剥夺向农业保护的转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从工农业关系上看,英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40年代:“圈地运动”及其对工业化的初始推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圈地运动”实现对农民的财产剥夺和强制性农场化,提高了农业生产剩余的能力,迫使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从而开始了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圈地运动”历经了大约4个世纪,但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18世纪中期
产业革命以后。其结果主要有二:
首先是扩大了农场的规模,提高了农业的相对和绝对剩余水平。根据1851年的调查,
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总面积为2470万英亩,其中经营面积在100~500英亩以及500亩以上的大农场约占78.2%,经营面积在50~100英亩的中等农场约占13%,经营面积在5~50英亩的小农场仅占8.6%。同时,即使是小农场,在经营方式上也完全不同于产业革命以前的小农经济。农场规模的扩大,为具有不可分特征的农业机械技术的广泛采用提供了可能。在机械技术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化肥和良种技术也开始推广,并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这就使得当时英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剩余水平大大提高。在从1650~1800年的150年间,英国的小麦单产水平平均提高了77%,而仅在19世纪上半叶就提高了79%,其中19世纪50年代比30年代小麦产量提高了大约50%。1790年以后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790~1815年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0.2%,1816~1846年为0.3%。一个农业劳动力在1700年时只能养活1.7人,而到1800年时就能够养活2.5人了。可见,“圈地运动”实际上是通过土地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大带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产品供给能力大大增强,农业剩余供给水平大大提高。18世纪中叶之前,英国的谷物几乎每年都有出口。
其次,迫使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
工业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小自耕农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和在公有土地上的放牧权,为当时日益增长着的城市机器大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英国当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降低。170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60%,1801年降到36%,1821年降到32%,1851年降到16%。1801年,英国5000人以上的城市只有105座,到了工业革命结束以后的1851年猛增到265座。这时,英国已经出现了象伦敦、曼彻斯特等人口上百万和数十万人的大城市。1801~1851年间,英国城市居民占全体居民的比重由32%上升到50.1%。
可见,“圈地运动”从两个方面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一是强制性集中土地,提高了农业剩余水平;二是为城市机器大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为土地集中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剩余水平的提高又为劳动力的非农化创造了物质基础。
二、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贸易条件恶化及其效应
19世纪40年代以前,英国的议会和政府基本由大地主、大商人和金融贵族控制着,他们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多次颁布谷物条例,实行关税保护,限制和禁止国外廉价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进口。谷物条例在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的同时,也为高速发展的工业产业带来了一系列障碍。主要是:谷物价格过高,在工人的日常支出中食物费用占一半以上;工资的高低取决于面包的价格,从而造成了谷物价格和工人工资轮番上涨的现象,导致了工业产品中工资成本过高;食品和原料价格过高造成工业资本家的利润逐渐下降。从而,对农业生产的保护在19世纪上半叶反而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了降低谷物价格,降低工业品成本,扩大工业品市场,增加工业利润,工业资本家和城市消费者联合起来与大地主进行斗争。终于在1846年,通过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方式废除了谷物条例,放开农产品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此后,两大产业的比较利益逐渐向工业转移。1840年,英国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指数为112%,废除了谷物条例后,1850年即下降为90%,1900年下降到80%。其中,种植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更快。与1840年相比,1850年种植业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20个百分点,到了19世纪末期,种植业产品的市场价格只及1840年的57%。可见,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农业的贸易条件明显地恶化了。这种状况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推”、“拉”两种力量,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1851年,英国城市居民的比重为50.1%,1881年达到67.9%,1901年达到了78.0%。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最终在工业对农业的超强度剥夺中大大地向前迈进了。
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在极大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从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分析,主要有以下两点:
1、农业的衰退。1846年谷物条例废除后,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农业便逐步走向衰退。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运输条件的改善,谷物的海运成本急剧下降,美国和广大殖民地国家的廉价农产品源源涌入英国市场,使大量农业经营者破产,农业衰退益发严重。在这一时期,英国主要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和产量急剧减少。1870~1900年,小麦播种面积由141.6万公顷减少到58.9万公顷,产量从30.7万公担下降到14.8万公担,粮食自给率由1870年的79%下降到1900年的39.6%。农业的衰退迫使英国工业的发展日益依赖于国外农业的支持,这也是导致农业劳动力在此期间快速转移的重要原因。
2、在市场和利益的驱动下,乡镇人口向城市进行了大规模转移,使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在经济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情况下,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已经就业的工人也经常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贫民窟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大量存在,居住条件恶劣,许多人住在不透空气、没有光线的地下室里;由于农业衰退,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加剧了穷人的贫困。城市中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无产者,其生活还不如原来的自耕农。无业人口的大量增加还造成了城市环境的恶化,以及犯罪现象的剧增。
可见,对农业的过分剥夺,在高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不仅造成农业的衰退,也在城市中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降低了城市化的质量,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
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对农业造成的持久性衰退,美国和西欧的大部分国家自20世纪初起就开始实行一定程度的农业保护政策,但英国直到本世纪30年代才开始这一转变。尤其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进口受阻,国内粮食供给发生困难,英国不得不实行配给制,转而加强对农业的干预和扶持。主要政策有:奖励垦荒,对开恳荒地的农民给予一定的物质激励,扩大耕地面积;在政策上鼓励农机、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产业的发展,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并于
二战以后迅速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对于各出口国用出口补贴的办法廉价倾销其过剩的农产品现象,英国等欧洲进口国采用提高关税以及非关税的手段对国内农产品生产者进行保护,这就大大提高了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建立健全了国家农业生产管理机构,对农业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大力发展农业合作企业和流通企业,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按照欧盟的统一政策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补贴等。上述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显著的,其标志之一就是英国国内的农产品供给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80年代以后甚至一度出现了过剩现象;标志之二就是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中等规模农户的收入水平超过了城市中的一般产业工人;标志之三是农村物质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乡村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而改善了乡村落后的历史面貌,逐渐同城市接近起来,社会学家把这一过程称为“乡村城市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中使用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少,1978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仅有65万人;1991年进一步减少到27万人,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3%,此后便稳定下来。而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在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50年代以后,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从而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领域。城市中就业结构的改善使失业人数大为减少,产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大为改观。随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城市环境污染的状况逐渐得到了治理。城市产业逐渐向乡村渗透,城乡联系更加密切,80年代以后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