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自论文《民国时期的蝗灾与社会应对》 下同
蝗灾，尽管它看起来已经离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很遥远，但就在不到100年前的中国，这种灾害曾经是仅次于水旱灾的第三大自然灾害。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当中，共计有2100县次的蝗灾，一次蝗灾超过50县的就有15年次，而最高的1928年就有253县次的蝗灾记录。
在这其中尤以山东、河北为最。山东共发生蝗灾374县次，32年次（共38年），平均1.2年1次。放眼望去，全山东又有多少，不是灾民？
这并非冷冰冰的数据，而是血淋淋的灾难以及个体承受的，切实的悲剧。
我们这次从1927~1928年，那场席卷华北的蝗灾中，来看民国时期的蝗灾以及人们的自救。
通常民间有旱蝗相接的说法，这是因为蝗虫可保持繁育的温度最适宜的在28-34℃。加之山东大部分属于黄泛区，存在大量的江湖河滩、海滨，旱涝交织的山东地区又给了蝗虫近乎完美的气候、地理条件，致使整个民国山东人民遭蝗荼毒最深。而这其中又尤以1927~1929山东特大蝗灾为最。
1927年入夏之后，山东遇到了难遇的大旱。9月后秋蝗大作，鲁西南发生了70年未曾有过的蝗灾。《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中写道：“大批的蝗虫源源不断地飞来，天空中滚动着一团毛茸茸的蝗虫云，无数只蝗翅煽动，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巨响……它们疯狂地噬咬着，庄稼地里响着急雨般的声音，满目的丰收在望的稼禾在转眼便消失广了。”
蝗灾过后，寸草不生，给了当地的农民灭顶之灾。旱蝗两灾过后第二年，山东3万余村庄收成绝大多数只有往年的一成。1928年4月，华洋义赈会的报告称“山东最困苦之灾民，总计有千万以上，约占全省人数的四分之一”，而这仅仅是灾难刚刚开始的第一年。此后灾情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据记载，山东1928年发生68县次蝗灾、1929年发生11县次蝗灾。在这般情形下，把整个山东划为重灾区也不为过。
让我们来把视野向下，看看那时候的民国百姓遇到的，真实困境。
这段时间的东非蝗灾后，广大网民和一些自媒体将“中国吃货”这个话题又炒了上去，什么“三个蚂蚱一盘菜”之类的，感叹中华民族的吃货属性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把李隆基吃蝗虫的民间传说拿出来说事儿，说中国人吃蝗虫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
可问题是以前的中国人，真的会将蝗虫视为一种美食，然后烹饪之吗？民国时期会吗？
其实，这只是现代人一种相当浪漫而且幼稚的想法而已。
真实的情况是，在民国时期相当大的一部分百姓将蝗灾视为天罚，如果对蝗虫进行捕杀，则会惹怒神佛。尽管有一些捕杀的行为（多发生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但这并不普遍。
刘猛将军形象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指出：“虽然水旱二灾有重有轻……惟蝗不然，先事修备，既事修救，人力苟尽固可殄灭之无遗育。”充分指出，治理蝗灾中人事的重要性，并且在该篇下文还提到治理蝗灾的多种办法。在明清易代以及清前期，蝗虫捕杀的各种方法已经有之，但后来由于人事的腐败，这套措施逐渐的在民间衰落下去，使得老百姓不得不向巫术求助，甚至在民间形成了蝗灾来临人为不可干预的思想。
蝗灾来临后，普通老百姓的本能反应，是赶紧祭祀驱蝗神刘猛将军（原先以八蜡庙为主）。刘猛将军的民间信仰在清朝被官方承认后，成为一个普遍的民俗文化现象。1927年山东高密东北乡（莫言老家）发生蝗灾后，村民在自家堂屋拜起了神案，刘猛将军庙、土地庵、城隍庙等等，但凡是个神庙都被农民踏破了门槛，错过了捕杀蝗虫的最佳时机。等到蝗潮过后，留下的也是赤地一片。
民间小吃 炸蝗虫
这样的情况在抗日战争期间仍然存在。如在1942年大饥荒中，洛阳栾川县甚至出现了蝗虫吃人的悲剧，其下潭头镇的百姓对蝗虫手足无措，甚至敬畏有加，叫它们“蝗虫爷”。河南大学农学院的师生在潭头镇进行宣传，称“蝗虫是一种富含高蛋白的小昆虫，对人体很有好处”。训导长赵新吾和他的夫人到田地里抓蝗虫，当街油炸食用，并且拿出一部分经费鼓励大家捕杀蝗虫，百姓捕一斤蝗虫可以换五分钱，五分钱可以换一个半鸡蛋，一些中小学生一天就能挣个7角钱，着实是一笔巨款。
由此才打破了潭头镇百姓认为“蝗虫是神虫”的封建观念，但这样的普及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慢慢在全国铺开。
一些科学团体和地方官员进行宣传和治理的时候，往往会受到百姓的阻拦。《湖口彭泽治蝗纪实》中就写道，治虫指导员陈家祥到江西湖口的农村，劝导农民不要求仙问佛，而是要用科学的办法治理。不料数十名农民拿着镰刀铁锹冲进指导员的休息地破口大骂，称科学的办法是“系骗人的”。
胡适也以他一贯的悲观态度，讥讽中国的农民，他嘲笑道：“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
蝗灾过后往往会导致一个地方饥荒的蔓延，由此产生卖儿鬻女、易子而食的悲剧。1927年这场发生在山东的蝗灾就是如此，山东百姓将家中所有牲畜、财产卖光，甚至连土地都典当，但由于农民大量的在市场上抛售，这些财产的价格往往又比平时低了不少，有些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
1928年大公报登载了一篇名为《鲁灾目击谈》的报道，反映了山东临清、冠县人口买卖的情况：“十五六岁之女子，不过售洋二三十元，十龄上下者，仅值五六元而已”。另一篇《北省灾民之惨状》记载，因为农民没有能力养孩子，一些农民把孩子扔在井里，“竟至湮塞”。当地灾民又旋聚为盗，祸乱一方，基层秩序几乎崩塌。
而这样的悲剧，只不过是近代灾荒史的一角而已，这样的情形不断的上演，以至于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灾荒史专家李文海这样说：“一旦接触到大量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我们就不能不为近代中国灾荒之频繁，灾区之广大及灾情之严重所震惊。……在中国近代社会，‘十年倒有九年荒’这句话，丝毫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中国近代史中，最值得歌颂的第一是历经苦难的劳动人民，第二是为生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在治理蝗灾这个盘旋我们民族头上数千年的恶魔的路上，有一代又一代的能人志士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对蝗虫灾害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有张巨伯、戴芳澜、张景欧、杨惟义、邹钟琳、吴福祯、尤其伟、李凤荪、蔡邦华、傅胜发、邱式邦、任明道、钱声浩、马骏超、陈家祥等人。他们绝大多数出身在东南各省的富裕家庭，却毅然决然的进行农学方面的研究，深入穷困的农村一线进行调查、实验，不怕苦不怕累，为我国昆虫学、农业害虫防治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也给新中国成立之后基本上除却大规模的蝗灾有奠基之功。
1941年，吴福桢的弟子钱浩声研制了第一架国产手动喷雾器“七七”喷雾器 非上图
这一批知识分子介绍了国外先进的治蝗办法，并根据本土特点加以改进。当时比较流行的治理蝗卵的办法有耕锄法、掘卵法；治理成虫的办法有掘沟法、火烧法、火光诱杀法、油杀法、毒饵法、器械除蝗法等，在实际的应用中以人工扑打为主，至于其他办法只有在经济情况略微良好的地方才使用。
他们还对蝗灾进行了科学普及工作，如到地方进行科普宣传、设立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等，并在1935年召开了七省治蝗会议，推动官方进行立法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制定了《农作物病虫害防除规则》、《治蝗冬令除卵办法》，地方政府则陆续成立的昆虫局，而基础政府则依托地方保甲组织治蝗队等等。
除此之外，老百姓自身也对蝗灾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比如最近互联网上突然被人熟知的用鸡鸭治理蝗灾的办法，实际上在明清时期以及后来的民国时期已经有实践。
如在江苏南京八卦洲就极度推崇养鸭治蝗的办法，百姓自发组织了“八卦洲治蝗养鸭会”进行办法的推广和农户的补助，提升农民农副收入的同时也大大的降低了蝗灾发生的风险。还比如，江西的民众自创了“三角灯诱杀法”和“悬灯张幕扫集法”，利用灯火吸引蝗虫，然后用火油闷杀，一晚上能捕捉五六十斤蝗虫。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奖励措施，比如安省在1937年就有政策，标准为“一斤飞蝗换面粉1-2斤，一斤跳蝻换面粉半斤，蝗卵一斤换面粉1-3斤”，包括征募捕蝗人员也有报酬。
但于全国而言，这些治理措施都如杯水车薪一般，在民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和腐败的官僚体制之下，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无法彻底的根治这一个灾害。
明朝郭敦飞曾写诗《飞蝗》，全诗如下：
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
牵衣顿足捕不能，大叶全空小枝折。
去年拖欠鬻男女，今岁科征向谁说。
官曹醉卧闻不闻，叹息回头望京阙。
此诗反应的是在蝗灾过后，百姓遇到的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即便是在民国时期，这首诗反映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
尽管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人民群众在全力的推动治蝗事业，但这些条款和制度往往成为一纸具文，在实践中难以推行，相关的经费也被地方政府上下其手，贪了个干干净净。民国长期割据分裂的情形，也加剧了蝗灾的蔓延。要知道蝗虫过境，可是不分你是河北人还是山东人的，但基层地方政府往往各行其是，全国范围内也没有有效的统一措施，致使蝗灾愈演愈烈，百姓苦不堪言。
《流民图》部分
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一面是纸醉金迷的城市浮华，一面是饿殍遍野乡村惨状。
若是仅看一面，我们都无法正确的了解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
有的人，心中只有大师，却没有百姓。
我希望人们能了解那些粉墨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鸡毛蒜皮之外，还能了解这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小老百姓之间的生离死别、患难真情。
那一个个看似冷冰冰的受灾数字、死亡数字背后，代表的是一个又一个肉体凡胎的人类所遇到的真真切切的苦难。
研究灾荒史不算是一个讨喜的活，也有人说你在盛世说灾，总有不好的导向，也有吃人血馒头的嫌疑。但我总觉得，过去的苦难中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答案”，他是我们人类历史的“错题集”，若不时常翻阅，又怎么能面对，未来一场又一场的“大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