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骑兵的发展大致可以汉武帝为界划分阶段,此前是骑兵与车兵并重,此后则骑兵取代车兵,进而成为汉代军队的主力兵种。汉武帝以前,“车士”、“车骑”是主要兵种,二者配合作战。如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入侵,汉“发车千乘,骑十万”,就属这种情况。但从汉武帝即位起,骑兵受到重用而迅速发展。这首先是因为汉军在与匈奴军频繁交战中,越来越发觉车兵在作战中笨拙、迟缓、被动的弱点,以及匈奴骑兵机警、敏捷而主动的明显优势。再者,武帝一反传统上对匈奴消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代之以主动进攻的积极战略,一改以往“守边”、“堵击”,敌来兵集,敌去兵罢的做法,以集中兵力主动出击,逐次歼灭匈奴军队,求达最终解除边患之目的。这就势必要重视发挥骑兵集团的机动性和冲击力,如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河南战役中卫青以骑兵采取大迂回战法全歼黄河以南匈奴军,收复河套。元狩二年(前121)河西战役中,霍去病先率骑兵2万沿河西走廊,越焉支山千余里进击,歼灭匈奴军8000余,又率数万骑大迂回,北越黄河、贺兰山,绕居延泽,南下小月氏,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歼敌3万余,逼降4万余,全部肃清河西匈奴势力。元狩四年漠北战役,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进行了离本土最远的一次骑兵会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在这些重大战役中车兵已不复发挥重要作用,步兵也多用于后勤运输。武帝时期几大战役,使中国古代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战争的主力。
西汉骑兵,在军制上可分为中央骑兵与郡国骑兵两部分。中央骑兵主要指南北军所辖诸骑,因其守卫京畿,而受到严格挑选和训练;郡国骑兵占汉代骑兵绝大多数,征战时受皇帝委派的骑将军、骁骑将军统率。在兵种上,西汉骑兵已有轻骑兵与重骑兵之分:轻骑兵无铠,持弓弩,背负菔,马匹矮小;重骑兵部分带甲,持长矛类武器,马匹高大。前者机动灵活,速度快,适于长途奔袭;后者高大有力,冲击力强,适于冲锋陷阵。
西汉骑兵的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这在近年出土的咸阳杨家湾四号汉墓骑兵陶俑文物资料中,有着生动形象的反映。由于西汉中期炒钢技术的出现,使得大量本来不能制造兵器的生铁变成低碳钢或熟铁。这时出现了更适于马上近战的环柄长铁刀,刀脊厚实,刃口锋利,利于斩劈而不易折断,刀身长却不太重,逐渐成为骑兵的自选兵器。汉代骑兵配备的其他兵器有弓、臂张弩、矛、剑等,防备装备主要是盾牌,有少数骑兵披甲。但根据杨家湾骑兵陶俑装饰情况观察,马鞍和马蹬在此时仍未见出现,这多少影响了骑兵战斗力。
与骑兵迅速发展的同时,西汉养马制度也在不断建立健全。汉初,“白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国家因苦于缺马而在法律上“创加厩律”,鼓励养马。吕后时为繁殖军马,明令禁止母马流往境外。文景时期颁行“马复令”:“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景帝时在秦边郡牧马苑的基础上“益造苑马以广用”,扩大边境游牧地区军马牧场规模。据《汉旧仪补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至此,西汉养马制度已初具规模。至武帝初,“天子为伐胡,盛养马”,“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霍去病远征漠北时,已能动员战骑24万。
西汉马政机构,在中央由太仆主持。太仆管辖京都“天子六厩”。每厩各有马近万匹,设有厩令或监长管理。此外,边郡的36所牧马场亦由太仆职掌,设有“六牧师苑令”具体管理,每苑养马五万匹。地方也设有马政机构,在郡县设马丞负责,在封国设仆及其属吏厩长、厩丞等。地方马政机构平时与驿传机构编制合一,负责通讯传警,一有需要即向骑兵提供战马,若马匹提供不足,有关官吏要受处分。由于西汉王朝重视养马业的发展,到汉武帝时已有厩马40万匹,维护了连亘百余年的汉匈战争。
西汉骑兵的迅速发展以及养马制度的建立健全,标志着我国军事史上骑兵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