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六体”是晋代制图学家裴秀总结了前人制图经验提出的绘制地图的6条原则。他正确阐明了地图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关系，是我国最早的地图制图学理论。
“制图六体”对我国西晋以后的地图制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贾耽、宋代沈括、元代朱思本和明代的罗洪先等古代制图学家的著名地图，都继承了“制图六体”的原则。
裴秀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裴茂，父裴潜，都官至尚书令。裴秀自幼好学，小有才名。年长居官，初袭父爵，做尚书令。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裴秀又先后担任尚书令和司空，在他担任司空后，除在朝廷中负责其他政务外，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人口。
由于职务上的关系，裴秀得以接触和使用到大量的地图和地理书籍，使他对古代地理和地图进行了仔细整理和精心研究，并领导地图制作。
裴秀曾经从九州的范围至具体的山脉、河流、湖泊、沼泽、平原、高原，都一一考察落实。同时，他又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探明了历代的地理沿革，连古代的诸侯结盟地与水陆交通也一一摸清。
对于自己暂时确定不了的，就特别注明，决不敷衍了事。最后，按1比9000000万的比例，制成了著名的《禹贡地域图》18篇，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地图集。
此外，裴秀还编过《方丈图》，把汉代的全国地图按1比1800000万的比例缩成一幅《方丈图》。此图记载名山都邑，可不下堂而知四方。裴秀的这些地图，是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
由于长期测绘工作的实践，裴秀留下了系统、科学、合理的制图理论，这就是“制图六体”。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图集后来失传了，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只有他为这套地图集所撰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保存了他的“制图六体”理论。
裴秀在序言中详细论述了制作地图的原则和方法。一为分率，即比例，用它折算图与实际地物之间的数量关系；二为准望，即方位，用它确定地物的位置、方向；三为道里，用它确定地物间的距离；四为高下；五为方邪；六为迂直。期中后3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
裴秀认为以上6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要考虑由于地面起伏、方向偏斜和将曲线变为直线产生的误差。即将斜距归化为水平距的改正即“高下”；方向偏差的改正即“方邪”和曲线改正即“迂直”，最后才能得到少带误差的飞鸟直达距离。
裴秀认为，制图六体是相互联系的，在地图制作中极为重要。地图如果只有图形而没有分率，就无法进行实地和图上距离的比较和量测。
如果按比例尺绘图，不考虑准望，那么在这一处的地图精度还可以，在其他地方就会有偏差。
有了方位而无里程，就不知图上各居民地之间的远近，就如山海阻隔不能相通。有了距离，而不测高下，不知山的坡度大小，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地图同样精度不高，不能应用。
裴秀强调指出，在运用这些原则时应因地制宜，互相参照，综合运用，正确地解决了地图比例尺、方位、距离及其改化问题。这样，虽有高山大海阻隔和难以达到的绝险之地，都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裴秀提出的这“制图六体”，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最完善的制图理论。除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现代地图学上应考虑的主要因素，他几乎全提了出来。这一理论直至明清时期都是遵循的。
明代末期，意大利有经纬线的地图传入我国后，我国的绘图方法才开始改变。
裴秀这一时期的地图，是我国地图史的中坚，追寻他地图制作的历程，基本可以看出明代以前我国制图的发展过程和地图的主要源流。
地图是人类表达地理景观、描述地物空间位置的一种手段，它的实用价值有时是文字效果无法比拟的。因此，华夏初民在后来的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及学会了把自己地理活动的范围用符号或图形表示出来，这便成了古典地图。
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我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是我国古代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直至今天地图绘制考虑的主要问题除经纬线和投影外，裴秀几乎都扼要地提到了。
裴秀不仅总结归纳了我国远古以来地图学的丰硕成果，而且还推出了自己的创造性见解，他第一次为我国的地图绘制确立起一套较为严格的科学规范理论体系，为编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使我国的地图绘制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此后我国的制图业逐步发展至今，取得了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成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唐代地理学家、地图制图学家贾耽师承裴秀六体，绘制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内华夷图》。此图幅面约10平方丈，比裴秀的《地形方丈图》大10倍，可见唐代制图事业之规模。
此外，宋代石刻的《华夷图》、《禹迹图》、《地理图》；明代的《广舆图》；清代的《皇舆全图》及《大清一统舆图》等，无不闻名海内外。
裴秀的“制图六体”是他在亲自实践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前人制图经验而创造性地总结出来的地图绘制理论。
这一理论奠定了我国中古时期制图的理论基础，推动了地图制图学的发展，在我国地图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制图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李约瑟教授称裴秀为“中国制图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