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影响到文学艺术?希望尽量详细解释下,谢谢

如题所述

斗争与同一要超越这种简单的两极对立,把对立面真正统一起来,就必须从知性思维上升到辩证理性的层次。因为理性不是知性的简单对立面,比如说知性讲对立斗争,理性则并不是反过来讲和谐同一,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把和谐与斗争、对立与统一两者统一起来。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综合统一(合题),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或“不同的东西的共鸣”,才是“和谐理念”的真谛。这说明辩证理性与和谐理念正好是一致的。
辩证法本身即是一种和谐哲学。
我们只要读读易经我们就会明白:阴阳辩证法本身即是和谐哲学。
在创作上受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使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十分高超,由此而取得了全世界所共认的辉煌。如《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是长篇巨著的代表。它们在人物塑造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有正有反,千姿百态;在故事发展,情节变化,人物命运转变上,有内因,有外因,内外因相互影响,变化多端,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写作技巧上,有详有略,有明有暗,有虚有实,挥洒自如,各尽其妙;在情节安排上,起伏跌宕,一波三折,曲尽其神;而通篇故事发展,则处处饱含哲理,闪烁着辨证思维的光芒,能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启迪、警示、教育,喻意深远,回味无穷。读之,能使人了解历史,感悟人生,增加智慧,以辨善恶,解放思想,增进真善美的道德修养……举凡这些,正是小说创作得益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浸润的结果。
那切入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的学理路径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审美现代性”的直观含义是相对于“审美传统性”而言的,因此,通过清理“传统/现代”之间的能量互动和交流关系,审美现代性范畴就可以准确地表征出文学艺术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递嬗内容和转变逻辑。因此,如果说“现代性”可以是描述新时期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性概念的话,那么,“审美现代性”则可以是描述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情景,阐释其发展中的问题,总结其发展规律的总体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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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12-18
这个嘛!我先举一个例子吧!比如易经,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它影响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对于易经,它的博大精深,非我辈所能理解全尽!对于它,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看会有一些不同的领悟,下面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谈,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教人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生存和发展,它讲究的就是一个“和”字。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门哲学!对于易经,它对中国兵法影响深远,比如说如何排兵布阵,这个和的影响因素很多,考虑因素也很多,这个和如何组织不同兵种让他们协同作战,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是一样的,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影响因素,但是他们的这些因素都可以用卦象来推衍,来思考,这也是哲学的伟大之处,对于这个排兵布阵,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的描述,比如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就有许多····而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显然受到了这种影响!三国演义的作者他本来就是一个哲学大家嘛!
再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吧,诗歌,苏轼,陆游等人是豪放派的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就来源于儒家学派,而儒学它本身就是中国哲学的一种
第2个回答  2012-12-15
每一种哲学都是先影响到人,使人拥有了某些观点,而后才进一步的显现在你所表达的各种领域中。比如道德经讲求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一些人受了影响,可能会在他各种文章,等艺术类作品中凸显这种观点,表现的自然而有内涵。当然,我还是建议楼主不要在你的文章中强迫使用某种思想,先去多了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倘若那时你还是感觉有些不能游刃有余的表达他,那还是放弃去应用吧,去找找那些适合你的哲学著作。还有,文学艺术没有什么强迫性,你表达的是自己,不用非要用中国的转同文化不可。希望楼主找到自己的路~
第3个回答  2012-12-15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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