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读后感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读了丁肇中先生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深有同感，认识到我们学生在学习方法上确实有很多弊病，但对于丁先生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我仍抱有疑问，因此就借这次机会来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文章中说“真正”的格物致知是“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并就此认为格物致知就是“我们所谓的实验”。韩维志在译评《大学》时就曾明确指出《大学》的原文缺少对“格物致知”的阐释，古人因此也做了诸多不同的见解，甚至是大理学家朱熹也曾专门对“格物致知”补缀了一篇论文。然而，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格物致知”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那么对儒学研究不深的丁先生如何可谓“真正”的“格物致知”呢？对此我实在无法认同。
　　而那勤于格物的阳明先生也恐怕是受冤了。丁先生认为他“格竹七日而不得正果”是因为他“把探究外界”误认为是探讨自己，并于后文说要“格竹”就应“栽种竹子，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这番话着实让人无语。我想丁先生大概是混淆了哲学和实践的概念。儒学无疑是一种哲学，而哲学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思想体现，与由外及内的实践完全不同。用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的话说，哲学是理论的理论，它高度抽象，与实践隔绝，它志在理解而非改变世界，而当其转化为实践时也就失去了其作为学术的学术品格。也就是说哲学本身就是要优先探索自身，然后才能推己及人的。那么这与“栽种”和“拿到显微镜下观察”又有何干呢？想来实在是可笑至极。
　　最后，“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竟也被丁先生一同否认了，他竟认为这种观点不适用于现今，这同样是混淆了概念。如果当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传给“四海”的中国人，社会主义又怎会有今天的这般“伟业”呢？丁先生所谓的“现今”恐怕只能指代重视事实的实践科学，对于“百家争鸣”的哲学而言道理是永远可以传于“四海”、“万世”的。
　　这样看来，丁先生对儒学的态度实在有些不可思议。那么丁先生的“格物致知”就是完全错误的吗？也不尽然。以丁先生取得的成就来看，他的观点必然有其可取性。我不懂实践科学，但我想丁先生对实践的态度是绝对值得称道的，而且学习方法的问题在国内也的确屡见不鲜，丁先生能够从大体上给出解决办法着实令人敬佩。但是对于丁先生不严谨的求知态度，我们也必须加以指正。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呢？小人不才，目光短浅，也不敢妄下定论，但终归还是有些想法的。永远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并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我想这大概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了。所以，只要坚持求知的态度，相信终有一天“格物致知”的真谛会浮出水面。

Answer 2

这是20年前的文章了，文章说当时的中国学生欠缺“格物致知”的精神，但如今，我认为这种精神依然欠缺。

文章说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考试都得接近满分，而实际生活中会的东西很少，我就这样，学习考试不错，但生活独立能力基本没有。我也想改变，想学些生活技能，却又迫于学习升学的压力，每天有很多作业，根本闲不出时间。

文章还说中国学生只是又抽象的思维理论，缺乏动手能力，我也是这样，什么乱七八糟的物理化学定理都背过了，但是是怎么得出来的？就不知道了，只是看课本上的实验及插图去猜想，而不是去实验室亲自做试验，不是我们不想去，而是学习进度紧，没空儿，所以，文章中说的实验应该积极动手，而不该消极观察我们就做得不好。

文章中提到学习是为了适应一种社会制度，我想现在也是如此，因为历史政治中很多都是歌颂执政党的政策的。

20年前，丁肇中就提出了“应有格物致知的精神”，其实，在2000多年前，《中庸》和《大学》就早已经提出了，可现在我觉得还是略有欠缺。

我觉得，学习的定理知识不仅仅考试的，是应该应用到生活中去的，这种“格物致知”的精神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精神我想中国也早晚会有。

Answer 3

丁肇中先生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
——原文何在？
——你自己的阅读过程和状况是什么呢？
——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科研专家？……什么量级上的“提问”？

Answer 4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