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至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和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在革命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在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军队、军队与工农、军队与政治教育等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事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军事理论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无产阶级战争观的初步形成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社会的走向提供了新的坐标，中国因此也出现了向苏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也随之传入中国，并为大家逐渐认识和接受。
李大钊、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
毛泽东等党内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分析中国的现状，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
在有关战争的起源、消亡和性质问题上，马克思、
恩格斯批判了战争是人类的固有本质的观点，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
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伴随着阶级和私有制的消灭，战争也将消亡。在战争性质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战争，把战争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进步的、革命的、解放的、防御性的战争；第二类是反动的、侵略性的、进攻性的战争。他们以此为根据，进一步指出
资产阶级是当代产生掠夺战争的阶级根源，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战争，从实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是第一类的战争。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明确提出，战争是私有制的产物，“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只要社会还存在阶级，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还分析了
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提出帝国主义是
现代战争的根源。这些思想对指导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分析中国国情，认清国内战争的根源和性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有关战争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的理论，在党的二大纲领中提出：“人类经济的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族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
陈独秀则进一步强调：“人类社会之历史，乃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乃至有今日之组织及现象……在每个进化阶段新旧顿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革命所以称为神圣事业，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乃因为他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中国此时名为共和，实则是封建军阀统治，对外有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中国社会要进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都离不开战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加入此种战争”实为必要。在国内战争的根源问题上，蔡和森提出：“十年以来的内乱与战争，既不是‘南’、‘北’地域之争，又不是‘护法’与‘非法’之争，更不是‘统一’与‘分治’之争；乃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之争。”“新旧势力之不能两立，都是内乱的真实根源。”高君宇则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利益、支持军阀混战是国内战争重要根源，“中国军阀战争，每次莫不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利用……帝国主义各扶助一派军阀，并不是有深惠特爱于某一派军阀，是要借助所扶助的军阀的胜利，造成外国在华优越之地位”。因此，基于国内战争根源的科学分析，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不能不讴歌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已明确且辩证地认识到，战争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在革命年代，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反革命的战争是必要和必须的。中国共产党把初步形成的无产阶级战争观，应用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推动着他们积极从事国民革命中军事问题的研究和军事政策的制定。
二、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地位的初步认识
20世纪初的中国，已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但是真正明确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一个认知的过程。
针对中国封建军阀等武人统治的现实，1922年，蔡和森提出了“民众武装”的思想，指出：“不要以为革命没有办法，……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1924年，国共合作确定以后，不仅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发展迅猛，同时共产党人还积极参与了
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实施，在此过程也开始重视武装斗争。邓中夏说：“在国民群众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动已到极剧烈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的工作之一。”他还特别强调“兵士运动确与其他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
恽代英则在《何谓国民革命》一文中，更是直接明了地说：“革命是不能绝对脱离武力战斗的手段的。”这些思想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也促进了各地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的建立和发展。1925年发生的
“五卅”惨案，帝国主义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百姓残酷屠杀的现实，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要推进民众运动，进行革命斗争绝不能离开武装斗争。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首次提出在
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的任务。次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重申“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并强调：“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在这一年，瞿秋白也多次谈到了“武装斗争”问题，他在《最近中国之中央政府问题》中提到：“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帝国主义政权的推翻，必须要民众自己的奋起；消极的等待英日吴张间之冲突，是没有用的。”因此，“各地一般民众应当积极……准备自己的武装……不应当畏惧武装的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要“实行革命的战争”；建立人民政权，“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而《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不仅成为瞿秋白论述“武装斗争”问题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最早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武装斗争问题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水平。他认为，示威、抵制、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革命战争都是革命斗争的方式，并且中国的民众都已实行应用，但是他在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以后指出：“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因此，“在中国条件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并且“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毋庸讳言，这已显示党内有同志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为适应北伐的新形势，同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军事运动决议案》，明确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行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并强调“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显然，北伐出师和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
北伐战争期间，为配合北伐胜利进军，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之间，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为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了勇敢的尝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最终胜利，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也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但是，关于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主要形式的认识，还远没有形成全党的共识。就全党而言，当时的主要力量仍以从事工农运动为主，在军事上的活动也主要从事政治工作。
1927年4月以后，相继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反革命的武装镇压下以失败告终。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党内许多同志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党也从中吸取教训，及时作出了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决策，并在八七会议上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把武装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确立为全党行动的总方针，从而实现了党的战略转变。
三、建立革命军队思想的初步形成
1924年，国共合作确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黄埔军校创办和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深化了对建立革命军队的认识，并积极探索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明确提出建立革命军队的思想。这些有益的探索，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能够迅速创建人民军队在思想上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于革命军队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军队是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夺取或维护政权的主要工具。1922年9月，陈独秀发表了《造国论》一文，提出要“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此文可以说是党内最早提出建立革命军队的代表作。同年12月，周恩来也明确提出“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侮中国的情况下”，要“真正革命”，就“非要有极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但是在实践中，党并没有把军队建设问题提上工作的议事日程。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投身于黄埔军校的创办及围绕黄埔军校展开的军事实践活动。1925年的“五卅惨案”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军队重要性的转折点。7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表了《“五卅”二周月纪念告上海工人学生兵士商人》一文，明确提出：“我们民众应当要求武装，并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8月，瞿秋白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中也呼吁：使“武力真正成为人民的武力”，“要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1926年，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中更加明确指出：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变化，已经造成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军事上以正式的军队为主体……而后中国的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因此，对于“赞成革命军队的必需，我们应当真切的认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接连发生，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受到残酷镇压，这使中国共产党彻底认识到军队的作用，在旧中国没有革命的军队不可能有革命的成功。
革命军队的性质问题，关系到军队代表谁的利益、为谁服务和为谁打仗的问题，这涉及革命成败的关键。同时只有认清了军队的性质，才能更好地明确和落实军队的任务。因此，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军队作用认识的深入，对军队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也做了积极地探索。1925年2月，周恩来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的演说中，谈到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之目的时，指出：国民革命军东征“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增加人民幸福而来”，“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不必去打”。同年6月，周恩来在为黄埔军校学员作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演讲中，指出：“军队是一种工具———武器。”军队掌握在压迫阶级手中的时候，这个军队是一种反动的工具；而“被压迫者本身组织起来的武力，就并不是压迫人的，而成为解放人的武力了”，可“利用武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李富春在清江市民大会上的演说中强调：“革命军是主义为奋斗，为人民谋利益的；质言之，革命军就是人民的军队。”综上观点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已较明确地指出了革命军队与反动军队的不同性质，阐明了革命军队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同时还指出了革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解放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为人民而战。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的论述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革命军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独立领导军队，但是他们在积极探索如何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还是逐步认识到了党的领导对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陈独秀提出：“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周恩来也多次强调：“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陈独秀在《革命与武力》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每个革命党的军人，不可以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每一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权威在军队权威之上。”反对“以军治党”，因此“革命的武力……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军事独裁，保证军队为革命的军队，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恽代英则直接提出“党军”的概念，明确“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他们都突出强调了党在军队中地位和作用，并初步阐述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立革命军队的关键。这些论述后来都得到应用和发展，为科学解决后来人民军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良好基础。
军队是一种工具，既可为压迫阶级服务，亦可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服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建立之初，就强调应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在军队中建立并实施政治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参与下政治工作迅速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起来。北伐时，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党员已有上千人，主要从事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领导了当时军队里的全部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不仅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是也促使军队革命化，使军队有了革命的精神。
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军队革命化，造就一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军队。周恩来指出，中国“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者，因多数军队均系前清遗留而来，即有新招兵，仍仿前清编制，此种军队不知人民痛苦不知政治意义”，因此革命要取得成功“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革命之军队”。“然而要造就革命的军队，就必须建立革命军队的政治制度，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周恩来后来陆续发表文章强调政治工作对于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所谓革命化就是使官兵具有革命观念，明白党的理论、主张、政策，能够为党国和人民利益奋斗。张太雷也同样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现在的国民革命军成为真正的党与人民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军队中建立并实施政治工作的理论，对于军队革命化的建设以及推动东征和北伐的胜利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诚如恽代英所言：“我们第一、二东征军及此次北伐军的胜利，固然是前敌将士忠勇奋斗；而其因为有政治工作，能得到一般民众的同情拥护，亦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在军队中建立并实施政治工作，是实现军队革命化的重要途径，这也为后来形成人民军队首先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四、武装工农群众思想的基本确立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把党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从事工农运动上面，组织民众斗争。国共合作以后，伴随着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和发展，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视武装斗争，并逐步确立了要立足中国革命必须组织和武装工农群众的思想。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彭湃是最早提出中国革命要发动并依靠农民的先行者之一。1923年2月，他在《海丰总农会宣言》中宣告：“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人类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着我们辛苦造出来的米粒。我们的伟大和神圣，谁敢否认！”1925年底，在他和阮啸仙负责起草的《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进一步指出：“农民就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国民，中国国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参加，则革命断不能成功。”次年5月，他更是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显然，这样的论述已洞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国共合作确定以后，工农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断发展的斗争实践，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重视组织和发展工农武装，并积极阐述武装工农的理论。1924年1月，邓中夏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中指出：“农会威权终不敌民团威权之大，假如农民户户有人组织民团，以代替现在地主绅士所召募的民团，一方固然可以防御兵匪，而他一方一俟时机成熟亦可立呼成军，为革命之用。”彭湃深知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因此在组织和推动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他积极呼吁发展农民武装：“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从我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而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1925年4月，他在《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又说：“我一入海丰境，农民就向我表示要求减租，取消苛捐，发给武装。以上三项，尤以武装之要求为迫切。”“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五卅”惨案发生以后，陈独秀面对局面也及时指出：“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军，以抵抗军阀之压迫。”这年10月，彭湃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再一次强调：农民运动要取得胜利，非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不可。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也对农民武装问题作了深刻阐述，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因此只有通过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武装，才能创立和巩固农民政权。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开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训800多名毕业生，分配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其中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人先后作为讲习所的主任。历届讲习所都注重学员的军事训练，后来还专门设立了军事课。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培养农民武装骨干和推动各地农民武装的建立，更为重要的是把组织和武装工农群众的理论付诸于实践，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北伐开始后，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还深入上海工人中间积极组织工人武装，并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为在中国组织工人武装，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了勇敢的实践。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最终胜利，也提升中国共产党对于组织和领导工人武装的认识。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相继发生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代表鲍罗廷唯恐国共合作破裂，便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政策。这些错误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去进一步深入组织和发展工农武装。因此，当国民党右派势力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独立领导的统一武装力量进行有效反抗。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工农群众思想的积极探索，其意义巨大，为后来党创建以工农武装为基础的新型人民军队，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奠定了良好基础。
总之，1921年至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理论的探索时期。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成熟，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事理论探索是党军事理论发展史的开端，是党后来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并最终夺取政权和取得革命胜利重要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阶段，不能因国民革命的失败而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早期军事问题的主要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