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个回答 2012-12-12
徽州的地理：
徽州，位于安徽省南部，地处皖、浙、赣三省的交界处。这里山岳绵绵，横亘着黄山、齐云山（白岳）及其余脉，缠绵数百里，形成皖南的丘陵地带。由于地处中亚热带地区加上独特的地形，形成了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正是由于这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得徽州的古林形成了其独特的魅力和风格。整个徽州就是一个大的园林，一个“中国画中的乡村”。
徽州古建筑以徽州地区的地理山水为背景。徽州山水迤逦，丘陵起伏，地少形狭，山高水长，这样的地理状况制约着徽州园林的范围、格局、体式。因此，靠山采形，傍水取势，顺其自然就成了其一大特色。其实质就是师法自然！
徽文化
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刻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包容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
我们今天所说的徽州应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是指地处皖南，毗临江浙，纬线范围在北纬30℃左右的这一地区。历史上称为新安，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建徽州府，遂得名。范围包括今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屯溪区、徽州社会和文化是在南宋以后崛起，明清时达到鼎盛与繁荣，清末以后衰退的。其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自宋至清，徽州共建有书院、清舍等260多所；社学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时达562所，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科举及第者众，仅明清两代徽州本籍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状元数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曾涌现出了朱熹、戴震、俞正燮、王茂荫、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更有影响深远的徽商，成为人们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
徽文化还将以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走出安徽、走出国门，让全国、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使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一、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徽文化和中国其他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一样，在长期的孕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内涵深厚的一门学科。
徽文化随着徽州区域文化的形成而形成，随着徽州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广泛体现在徽州社会历史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各种生活实践中，既有突出的徽州地域特色，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跨入现代门槛前夕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徽州介于万山丛中，自然环境神奇，境内既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黄山，以及景色奇异被子人称之为“尚待开发的黄山”的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和清凉峰，还有全国道教名山齐云山，“几百里山水画廊”的新安江水系等等。自然地理环境自成一统，相对独立，“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
历史上除太平军乱外，少有战福，人文荟萃，素有“东南邹鲁”、“文化之邦”、“文物之海”之誉称。再加上徽州人文化素质较高，对文物、文化的保护意识强，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也有许多历史文物资料被保存下来。
通过对这一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它不是单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华多种文化在徽州这一特定地域的汇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区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它的内核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为中心的积淀和融汇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
徽州区域范围只有一万多平方公里（指古徽六邑），历史上总人口充期量百万人，然期却孕育、衍生、发展出了极具特色且辉煌的徽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既有整体上的共性——包括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相比的共性，更具地理区域上的个性；既包容了东方文化的一般性，更呈现、蕴藏了徽州这一方山水、土地环境的个别性。为什么会造成这一现象呢？
二、徽文化的特征、内涵与价值
徽文化精神的主要意义有：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识
在长期的谋生存求发展的斗争中，徽州人深刻地体会到，人自身素质的提高是立足社会与得到发展的关键。他们恪守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重文兴教蔚然成风。所谓“儿孙不读书，养了一窝猪”，因此对延师办学有极大的热情，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注重对人的智力开发成为悠久的传统，在徽州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
明清时期，徽商凭借财力的优势。殚思竟虑，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教育事业，徽州各级各类学校的建立和维护，就和徽商结下了不解之缘。致富后的徽商对办学的热忱十分高涨，这种高昂的办学热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亟置塾学
获利后的徽商大多把延师课子、设置家塾列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如明歙县许晴川经商致富后，“五子咸延名师以训”；明休宁商人汪可训，“有子五人，岁延名师督之学，曰：‘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尽出所订经书古文词，严程课督”；新馆鲍氏商人设塾立教的事例更为典型，如鲍继登“以盐策起家。尝建德文堂为书熟，广延名师罗益友以训其子孙”；鲍柏庭“好施与”，“教子也有义方，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尝曰：‘富而教不可缓也，徒集资团何益乎！’”鲍柏庭提出的“富而教不可缓也”的思想，在徽商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2）广设义学
徽商不仅热衷于置塾学，延名师以课子侄，而且还广设义学，为宗族和乡里的贫困子弟提供接受儒学教育的机会，将其“膏泽”从一家推及一族、一乡。明清时期，徽州的义学遍及城乡各地，而这些则大多是徽商出资兴建的。
（3）倡建书院
为了使更多的子弟业儒就学，徽商又积极捐资，广建书院。明清徽州书院的兴盛，与徽商的大力倡建、捐资大有关系。
由于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再加上徽州人的精明、慎敏和好学，使他们磨炼成善于进取的性格。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逐步转变，徽州人自明代成弘之后，更多地走出万山丛中闯世界，创造了徽州历史上的辉煌。
2、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
徽州人远祖多从中原迁来，长期受中原儒学文化熏陶，特别是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的浸润教化，家庭本位，皇权本位，国家本位，重宗法，仁爱、正义、义务、贡献的思想，徽州人身体之、力行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以孝悌为基础，以自然血缘为纽带。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其中深深蕴藏着的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华。“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这些聚族而居的大姓，皆有千年不紊之谱系，有宏伟壮丽之祠堂，有完备翔实的宗规家法，有严格规定的尊卑秩序，有族田族产作为宗族公共事务和赡贫济穷之资。宗族制度的完备和宗族势力和强大的确是徽州地区一个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这种以尊祖、敬祖、睦祖为基本特征的宗族制度，加强了宗族间精神的联系，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宗族归属感，造成了徽州地区“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以及族人乡里之间“相亲相爱，尚如一家”的社会风尚。
3、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徽骆驼精神”
讲徽文化离不开徽商，讲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说“徽骆驼精神”。徽州人不仅敢闯天下，还特别能吃苦。比如明朝嘉靖间歙县商人许尚质，曾挟资“负担走吴门，浮越江南，至于荆，逐西入蜀。”在四川经商时，他深入湖南、四川交界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商情，时值隆冬，冰雪盖地，迷失了道路，多次遇险，差点连命也送上。一直到年老，仍“竟竟力作，衣敝食蔬，（日）强步五六十里如其贫时”。
徽商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还能自觉地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他们贾而好儒，在经营活动中重视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俭约，却能慷慨地将财富奉献社会，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杰出的人才。他们大多能热心公益，济困扶危，助饷赈灾，修桥铺路，急公好义……还有的崇“儒”好“儒”，用自己对“仁”之理念的实践和成功，逐步改变了社会对“商”的鄙弃观念，令封建士大夫亦刮目相看。人称徽商“冠冕之伦，多尚气节，矜取予，有唐风霍霍之意”，戴震总结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形象。陶行知称赞徽州人是“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正是凭这种矢志千里，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徽商走向全国甚至冲出海外，不能不说对中国封建专制“家天下”长期统治造成的社会停滞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起到“革命的因素”和促成“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作用。而徽商本身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谓“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一根擀面杖，从内地打到边陲”，取和了事业上辉煌成就。
我们要构建具有安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个总体的把握。在徽文化博大而精深的内涵里，它的教育意识，敢于奉献开拓的“徽骆驼精神”，爱国爱家、和睦邻里的人本精神，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强省”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继承、弘扬和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徽文化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以“儒商”为代表特色的徽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依然值得我们总结和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经受住了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严重考验。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还有一些问题的存在，如：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益驱动，采取了不正当的发财手段。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骗、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如最近发生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造成一百多婴儿营养不良，以至多人死亡。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精神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最高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永迪意义。如果我们把诚、信之类儒商准则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将儒商身上体现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国家社稷为已任的爱国精神，崇德尚义的道德风范，注重个人修养的思想境界作为建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资源，从中汲取营养，培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儒商，或许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能得到有序、健康的发展。
当然，儒才，柔也。中国历史上儒学文化是一种柔性文化，它的封建伦理内涵，它的封闭性、凝固性、内省性，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滞作用是不容讳言的。徽商兴盛由于“好儒”，其衰落也主要缘于“好儒”。徽商在儒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诸多封建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需要努力扬弃的糟粕。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