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难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须朝参。
“大朝会”即百官朝见天子。《周礼·春官·大宗伯》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这便是对“大朝会”的解释。诸侯、百官朝见天子的时辰是早晨，故称之曰“朝”。天子接见诸侯、百官的政治目的是“图天下之事”，同时询问地方的治理情况，谓之“图考绩”，类似今天对各级官员的“绩效考核”或曰“目标管理”。在周代，天子询问诸侯国内的治理情况，诸侯需作详尽汇报，故诸侯朝见天子亦称“述职”，相当于今天领导干部一年一度的“述职报告”。这“述职”一词西周时便有。《孟子》有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可见“大朝会”既是一种礼制，也是天子对诸侯的一种约束。
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觐见皇帝时，皇帝凄厉，赐丞相座。丞相生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前去探视。隋唐时期的官员上朝奏事也均有座，到了宋代，官员上朝必须站着奏事。至明清，大臣奏事连站都不行了，必须跪着。明代自朱元璋起，就明文规定，“大朝仪”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时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有特别的护膝。从礼仪上的变化可以看出，自宋代以后，皇帝的权威越来越高，而官僚的而地位却不断下降。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 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 《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
预朝官员称“朝参官”、“京朝官”，皆佩牙牌。为便于上朝，他们多在城南择屋而居，“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每晨星月未散，即须赶到皇城，由东、西长安门步行入内。
为方便官员候朝“待漏”，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作为对近臣的优礼，“近侍衙门，端门内各有直房”。右阙门南，是锦衣卫直房；下三间为翰林直房，候朝时，大学士居北楹，众学士中楹，余者南楹。另外端门内左侧有直房五间，又名“板房”，是詹事府、左右春坊及司经局官候朝之所。
午门乃紫禁城正门，辟有三阙，中为御道，不常启，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又左右两掖各开一门，称为左、右掖门，为百官入朝之门。午门上楼名“五凤”，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
《新唐书·百官志三》：“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号常参官。”
《宋史·礼志十九》：“ 元丰 官制，朝参班序有日参、六参、望参、朔参，已著为令。”
唐文官五品以上及中书、门下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参见皇帝，称常参官。宋神宗元丰改制后，门下省起居郎以上，中书省起居舍人以上，尚书省侍郎以上，御史台中丞以上，每日参见皇帝，为“常参官”，亦称“朝官”。
《唐六典·卷二》：“凡京师有常参官，谓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已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
唐 张籍 《酬秘书王丞见寄》诗：“今体诗中偏出格，常参官里每同班。”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於礼，羣臣无一日不朝者，故正衙虽不坐，常参官犹立班，俟放朝乃退。”原注：“唐有职事者谓之常参；今隶外朝不釐务者谓之常参。”
《宋史·礼志十九》：“至元丰中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
洪武二十四年，以礼部言“朝廷之礼，贵于严肃，而近者文武官入朝，往往争趋竞进，品级紊乱，高下失伦，甚非所以明礼法、振朝纲也”，乃规定入门次第：将军先入，次近侍官员，次公侯驸马伯，次五府六部，又次应天府及在京杂职官员。不如仪者，从监察御史及仪礼司（鸿胪寺前身）纠劾。景泰二年，令“自今旗校人等待朝官进，照依资次续进，敢有搀越挤拥者，许纠仪官擒奏发落。”但入朝时还是经常发生侍卫与朝参官“争门而进”的情况，天顺元年奏定：门上“鼓三严”，即第三通鼓响，先开二门，放官军旗校先入摆列，百官赴掖门前排队，候钟鸣开门入内。
文武分两班入朝，文由左掖门，武由右掖门。入内后，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序立，候鸣鞭，各以次过桥，诣奉天门丹墀，文为左班（东班），武为右班（西班），在御道两侧相向立候，称为“起居”。
乐起，皇帝御门，锦衣卫力士张五伞盖、四团扇，联翩自东西升立座后左右；内使二人，一执伞盖，立座上，一执“武备”，杂二扇，立座后正中。天顺后，执伞、扇力士移到金水桥南夹立，只留座上之伞及夹武备二扇；座上之伞，遇风劲时也撤去。
皇帝安座后，再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两班齐进御道，再排班。此时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东上”，行一拜三叩头礼，是为“大班”。公侯、驸马、伯自成一班（勋戚班），居武官班前而稍离。
行礼毕，鸿胪寺官对御座宣念谢恩、见辞员数，这些人已于前日在寺具本报名，此时在庭下或午门外遥行五拜三叩头礼。若边方奏有捷音，“大者宣露布，小者具奏本，俱于早朝未奏事之先宣布，所以张国威而昭武功也”。然后，进入早朝最重要的环节——奏事。
鸿胪寺官唱奏事，各衙门以次进奏。俗例，各官奏事之先，“皆预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然后“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毕即复位”。奏事不用口语，而是大声朗读本章，如史云“吕震聪明绝人，每朝兼奏三部尚书事，诵牍如流。”
通政司、鸿胪寺官除了引奏，有时还代读奏疏，为达到“美观瞻”的目的，在该衙门任职者当“美姿容”、“大音声”，以故北人独多。
奏对之际，班列中有礼节失当者，御史、序班即予举劾。嘉靖元年题准，纠仪先御史，御史不纠，方许鸿胪寺序班纠。若无失仪，御史、序班一躬而退，鸿胪寺官唱奏事毕，鸣鞭驾兴，待圣驾退后，百官亦退，各回衙门莅事。
明初，一切政事皆理于公朝，为“不废务”，即便恶劣天气，也很少免朝。洪武三年，“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就连“各庙忌辰”，也照常朝参，只是改服浅淡色衣服，不鸣钟鼓。如遇大丧，皇帝则“视事于西角门”。
举行重大礼仪活动时，早朝例免奏事；若须遣官行礼，事毕官员仍得赶回来朝参。如春秋二丁日释奠先师，因为孔庙去朝远，祭又当在夜分，礼毕趋朝，稍缓即误。各衙门陪祀官为赶着上朝，往往不待子时便匆忙行礼，以至“不能致诚尽敬”。弘治时，奏准是日免朝，著为令。但后来官员遣祭，次晨上朝如故。此见早朝礼体之重！
后妃、亲郡王薨逝，例行“辍朝仪”，从一日到三日不等。起先，文武一品丧，辍朝一日，其后从省，惟于“岁终类辍朝”一日。
对于年老大臣，作为一种优礼，特免其常朝侍班，惟朝朔、望；而对有罪者，则“绝朝请”以示惩处，如欲恢复朝参，须经奏请。
早朝还留下一些旧例，如令节赐食，圣诞、千秋节吃寿面，立春吃春饼，元宵圆子，四月初八“不落夹”，端午粽子，重阳糕，腊八面等，俱光禄寺先期上闻，至日早朝后覆奏，朝罢赐宴。但并非所有官员都得与宴，官卑禄薄者往往免宴，改折“节钞”。 又如每年三月谕百官穿罗，五月颁扇，十一月传戴“暖耳”，都是行之久远的早朝“故事”。
见君之时，禁例极严，百官须各照品级，第加敬逊，不许搀先越次，且有“私揖之禁”。遇有圣谕教诫，须专心拱听，不许放肆，驰心外想。午门之内，不许吐唾。近侍御前有病咳嗽者，即许退班。奏对时务必从实，不许妄对。小大官员如上丹墀，身常朝北，不得向南或左右环转，勿得径行中道并王道，如有旨令行，许侧边随行。为了警谕百官，从皇城门、承天门到午门，一路都有训诫红牌。皇城门前牌书：“大小官员面欺者斩。” 午门牌书：“官员人等说谎者斩”。
以上是明代早朝的大致情况。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早朝迭有停格，但每当新朝更始之际，它总会重新振作，始终摇而不坠、辍而不废。
朱元璋建立政权之初，许多制度都直接承袭自元朝，如中书省、御史台等，但朝会制度却不徇元制。元代朝会极其简略，“每日则宰执入延春阁及别殿奏事而已”。至末年尚有臣子进言：“今国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于前代……惟朝仪之典，不讲而行”，建议“参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因此有学者认为元朝没有朝会，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御前奏闻”，是一种特殊的视朝，但范围极小，时间地点都不固定。元代的御前会议，“得奏事者”只有中书省、御史台、宣政院、枢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数人而已”。无疑，这样的“朝会”很不利于扩大皇帝的信息来源，而朱元璋对元主失鹿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总结，就是权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将其视作弊政而予以彻底改造。应该说，明代朝会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会接见面过窄的反面启示的。
元朝朝会的特点，与其游牧民族“行国”、“行殿”的立国传统密切相关。朱元璋虽反而行之，但他一手创立的朝会，与汉、唐等汉族王朝的朝会相比，仍有极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早朝独重，朝会缺乏合理的功能划分。周天子有几朝，历来说法不一，大体有“三朝”、“四朝”二说，盖因理解不同之故。但根据不同需要——礼仪、政事、发令、商榷——分别在不同殿廷上朝，则为历朝通例。明初，朝会原是有功能分布的：礼仪性的大朝会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门，晚朝在便殿门。但在发展中，形成早朝独重的局面，这主要是晚朝长期停废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称常朝，除了必要的礼仪，以处理政事为主。但晚朝初无定制，以致不少人误以为国初“一日三朝”，丘浚就说：“（早朝后，）至午复出朝，晩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 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称谓不同而已。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永乐四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於晚朝来，庶得尽委曲。”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也较轻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但晚朝（景泰间定仪注后，乃定称午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不久。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事岂能持久？但太祖定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便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再次，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则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须日日上朝。皇帝“日理万机”，与天天坐朝，其实是不同的。以前朝为例，西汉中期以前的情况不详，自汉宣帝始实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制度虽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于便殿办理公务，接见大臣。一直到三国时期，“五日视朝之仪”仍被视作旧制。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还有“常参”，就是每日朝参。常参制度后为宋代所继承。
因此，明代的朝会，主要借鉴了唐宋制度。但每日的朝参又非常不同，如唐制，除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每日入朝），号“常参官”，其他官员由“九参”（一月朝九次）、“六参”（朝六次）降及“四时参”（一年仅四朝），而“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则朝朔、望而已。”这显示了前代朝参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官员由其地位不同，朝参日数递减，并非不加区别，一体见君。即便汉代，“朝臣”与“非朝臣”之间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书等方面均有体现。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数京官的义务，从宰辅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杂职，每日接踵趋朝，骈首门下，了无亲疏轻重之别；就连在京“仓场卫分”小官，也“日逐随朝”。
现在很难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须朝参。洪武初年给赐朝臣公服、朝服，受赐者达2813人。照理这些人都当朝参。宣德六年一次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成化二十三年一次失朝官员竟达1118人。这些人都是当注门籍，每日赴朝的，可见上朝官员相当庞杂。
为什么早朝到明代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朝会的性质是由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决定的，其设施也为适应其运转需要而服务。欲求明代朝会变化的原因，仍要从朱元璋利用朝会以尊“主权”，强化“主尊臣卑”关系上找原因。
从历史上来说，朝会制度与宰相制度密不可分。朱元璋忌相，一人独揽大权，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前代，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唐制，“宰相帅常参官”。宋制，正衙常参，“宰相一人押班”。明初，宰相声势赫奕，也见于朝参之时，高启《侯早朝》诗云：“驺吏忽传丞相至，火城如昼晓寒销。”这与后来阁臣入朝“仅二灯前引”形成极大反差。有宰相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汉代，丞相府或司徒府甚至有“百官朝会殿”，虽如《汉书·黄霸传》颜师古注云：“（朝会殿）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但以臣下而用“殿”字，无疑是极为僭越的。
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废除宰相。但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过目，人人皆至御前，似乎只有这样，就能做到无“欺弊”了。
洪武时，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皆令“随朝观政”，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
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于大班中，竭气语谕之再三”，必欲臣民“立志成人”。更将那些“裸形絷手、其状丑恶”的罪囚引于公朝，“使凶顽知警”，起到诫示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的早朝，正如明初的其他制度一样，深深镌刻了他的个人印记，是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的；正因为这个制度具有太过强烈的个性，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性，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虽外存其“形”，内实乏其“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通观早朝的变化史，很像剥笋一样，累加在早朝上的功能逐渐剥离，最后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
朱元璋创设的朝会，即便在他生前，已不能维持如初，如每日朝罢后百官赐食（非令节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西宫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总体来说，早朝有三次大变：一，洪武十三年废相，原有政体解纽，早朝的性质及功用也因之而变；二，宣德十年，英宗冲年即位，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三，隆庆六年，同样是幼君（神宗）继位，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另外，明后期长期停朝，也使朝仪不能如旧。如于慎行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
其实，除了具体的形式，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它逐渐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那时，人主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有长君”。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接位的英宗还是个九龄稚童，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为此辅政大臣提出折衷方案：规定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如“内系吏部者，圣旨：‘吏部知道。’户、礼、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该都察院者，圣旨：‘都察院知道。’其云本司奏者，圣旨：‘该衙门知道。’”以后就这么沿袭下来。成化二十一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经过如此删省，“公朝决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似的打击，它被架空了。
清朝没有一早就聚集官员站班议事的制度，而是由内阁向皇帝汇报政务。总的说来，不过是让皇帝知道一下而已，大权实际上都操在内阁大臣手中。当时未成年的顺治、康熙，早起还要上学，因此召见或者觐见，都安排在皇帝放学之后、午饭之前。如果有重大政务，则随时召见，地点并不固定，一般选择就近召见。康熙成年之后，沿袭明制进行“御门听政”，冬春季早上六点，夏秋季早上五点，先在乾清门，后来改在太和门听取官员汇报。这倒是有点儿像是早朝。像康熙年间著名的抗击沙俄的雅克萨之战、平三藩等重大决策，其实都是在“御门听政”中决策的。康熙、乾隆之后的帝王逐渐疏懒，到咸丰年间，“御门听政”完全废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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