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上理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包含两个方面的政策意义：“坦白”是指嫌疑人如实回答审讯人员的提问，一个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如果主动坦白就会获得从宽处理：“抗拒”则是指不如实回答讯问，如果抗拒不交代，将被从严惩处。
但实际上，这个口号与现行法律规定和法律理念并不相符。按照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一个人因犯罪所受的处罚，只能与其犯罪事实相适应，面对侦查、审判人员调查时的坦白或抗拒态度，并非犯罪事实，也不当然构成从宽或从严处罚的理由。 《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对自首者，只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言外之意也可以不从轻或减轻处罚。换句话说，坦白并不当然意味着会从宽处理。 根据法律规定和现代司法理念，如果嫌疑人仅仅“抗拒”不说而没有其他法定的从重或加重处罚情节，对“抗拒”者也不能“从严”处罚。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当时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基本法律还没有完善的时候，这个口号对于打击犯罪特别是“反革命犯罪”有积极作用。当时新政权成立不久，犯罪较多，社会治安还不稳定，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组织，从快侦破和打击犯罪。 但现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历史背景已经远去，在强调法治的当代社会，程序的正当性和尊重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原则，使得这一口号已经过时。 现代法治理念承认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不得强迫人们自证其罪”，我国于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这个观念其实很简单-人人都有保护自己的心理趋势，即便自己犯了事，也会不自觉地隐瞒或者抗拒不说-这是人类自保的天性，司法应当尊重这种天赋的人权。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及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指侦查人员必须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现在，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沉默权”已经被很多国家的法律认可。沉默权的实质，就是尊重人们“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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