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长逾14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迹”。即使鲁迅为此同陈西滢论战，针锋相对，但仍解脱不了身后的非议。鲁迅经历的一段官场岁月，也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并且，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许多人熟知的中学语文
《藤野先生》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思想。但是，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且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所以，弃医从文也只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剌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回国后，从1918年至1926年，鲁迅创作出版了
《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
《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等作品，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领域的地位。公务员生活的精彩一面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建，万事辏集。鲁迅进教育部的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裳(鲁迅与许寿裳自留日期间结识)。南京传来邀请，“海归”鲁迅出仕。他先是赴南京任职，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据确证，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里，鲁迅至少担任了以下工作：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显然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裳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诣过袁大总统)，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公务员生活向他展露精彩的一面，鲁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免忙累了，忙坏了，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明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头脑胀痛之意也。“黯然伤神”的另一面在公务员日常事务里，鲁迅并非如鱼得水。比如教育部与内务部职务重叠就曾让鲁迅很难“难人”，因为在一些具体事务管理中，两个部门发生撞车。1914年初，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津阁
《四库全书》运抵北京，鲁迅赶赴北大接洽联系，却不料此书为内务部截留。经过多方交涉，1915年9月1日，鲁迅“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10月12日，移《四库全书》入京师图书馆告成。然而，《藏书简明目录》却被内务部给扣下了，仍“发古物陈列所保存”。这意味要查阅《四库全书》的人首先要往古物陈列所一过，查过书目后才到图书馆按图索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