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个回答 2013-04-15
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话题，比如它与奴隶制，与美国文化，与美国政治，与林肯总统，与斯陀夫人，与南北战争，与解放奴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与人性和人道主义，等等。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从反对农奴制和解放农奴的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飘》从骨子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即把那场举世公认的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意义的南北战争，无以复加而又毫不掩饰地说成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和灾难，《飘》分上下卷，共l235页，每一页都书写着对北方佬，对自由黑人的不满和仇恨以及对旧制度下的种植园和奴隶主及其生活方式的无限惋惜之情。我们说《飘》的思想基调是对社会历史进步的反动，可能算不上恶意的毁谤。如果我国作家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曾被打成过反动小说的话，那么《飘》就堪称反动透顶的小说了。
事实上，l979年9月，当浙江人民出版社组织力量，决定出版傅东华翻译的《飘》———正当《飘》的上册刚刚出版，中、下册尚在印制的时候，一场猛烈的暴风雨顷刻而至。l 980年1月27日和29日，一家省级党报连续发表《<飘>热和<根热>》、《<飘>到哪里去?》紧接着，一些报纸或文化名人纷纷谴责或呼吁“出版图书要考虑社会效果”，警惕“像《飘》那样不好的东西”，“不要让社会主义随《飘》飘去"……
然而，《飘》在自己的祖国却从未有受到这种暴风雨般的袭击。此书自1 936年问世后引起轰动，曾获得过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畅销书协会奖。①《飘》被翻译成29种文字，总共销售了近3000万册。根据此书拍成的电影《乱世佳人》于1939年12月15日在作者和小说主人公郝思嘉长期生活的亚特兰大举行首映，那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难得的殊荣了。次年这部电影竟获得10项奥斯卡奖。
米切尔于l949年遭遇车祸逝世后，不少制片人纷纷请求得到拍摄续集的机会。l991年，一位在美国南方也就是《飘》的男主人公白瑞德的故乡查尔斯顿长大的女作家亚历山德拉·芮普利出版了她创作的《飘》的续集———《郝思嘉》。
总之，很少有小说像《飘》这样在出版后的大半个世纪里，仍然如此风靡全国乃至全球的，但是，美国的精神、美国的历史、美国的价值准则和林肯作为“伟大解放者”的美誉随《飘》之风飘去了吗?既然美国和美国政治完好如初，没有发生什么变故，那么《飘》的热浪又如何解释呢
二
《飘》在美国的畅销，乃是由于它的兼容并包的现实政治，而使得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超越一般政治性而上升到人类文化高度的阅读可能性。列宁也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②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文化，主要指文明转换时期与人的命运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所表现出的观念形态模式和行为模式。我们借助《飘》及其主要人物郝思嘉、嘉乐、埃伦和白瑞德们的观念行为模式和他们的人性状态，自可获得丰富的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艺术的生命力是什么?进行政治 说教，决不是小说的使命。小说家只有刻意以新奇的语码展现人性与探究灵魂，才可能构成大家之作。小说可以有社会性不具有社会性无必然关系。小说可以不触及人性吗?这决不可以。最好的小说如《红楼梦》就是靠人性探究为前提的，而且发露人性的最佳时刻，往往都是文明转换时期。贾宝玉、林黛玉或者郝思嘉、白瑞德，当作家探究他们的人性奥秘以及穿越那全过程的苦楚与甜蜜，酸辛与欣悦，那该是多大的享受，而这种享受在读者那里则变成旷日持久的畅销和青睐。所以我国现代翻译和批评家梁实秋不厌其烦地强调：“文学要忠于人性"。为此，他谴责了两个极端的趋势：“一个是把文学当做工具的看法，亦即把文学当做社会运动的附属品的看法；一个是把文学当做纯粹艺术的看法，亦即把文学当做现实的逃避者的看法。”③为此，他对所谓“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是斗争的武器”之说都以为大谬不然。
诚然，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总不能以为《飘》描写了奴隶主阶级对解放奴隶的不满和仇恨就是大逆不道的，不能因 为郝思嘉“鼓励偷东西，而且可能是从比她还更惨的人那里偷 东西”④，就被认为是很大的道德和良心问题，也不因为她杀了偷盗的北方佬，她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因为战争的浩劫扫荡了一切，“她几乎都被逼疯了，因为她自己也和他们一样饿。”⑤这一点，竟得到了白瑞德的嘉许，他对思嘉说：“你是我认识的女人中唯一一个坦率的人，唯一一个用实用的眼光看问题而不会用有关有罪和道德这些大话来遮盖问题实质的女人。”⑥
我们实在难用有罪和道德这些大话来眷顾当年许许多多的历史现象。奴隶制是有罪的，但它又是南北战争前40年美国的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或文化模式。两位经济史家在其合著的《美国经济史》一书中谈到南方与北方不同的经济形态时说：
在南北战争以前，双方基于各自的经济发展类型滋长了相当强烈的地区意识。南部的农业占优势，把奴隶制视为种植园经济必要的组成部分。在北部，农业是主要经济活动之一，但工业和贸易也愈来愈重要。南北双方沿着不同的经济道路向前发展。⑦
而且，也不是战前四十年，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经济形态从17世纪初两批英国殖民者分别在北美大陆东海岸的北边和南边登陆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体现出来。南方贵族化的种植园主和北方的制造业、贸易业主长期互不搭界。南方的物质供销地在欧洲，而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则是从非洲西海岸和西印度群岛贩运来的黑奴。南北方各自独立的经济形态又得到了l781年《邦联条例》和l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所首肯，而且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国建国先贤本人就是种植园主。l781年的《邦联条例》强调“各州均保留其主权，自由与独立"(第二款)。对此，林肯在1861年就职演说中也作了口头担保。南方的这种经济形态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规定了的，怎么突然间就飘然而去了呢?
这正如思嘉的初恋情人希礼所说的：“一种文明被摧毁时会发生什么事，到时就会发生什么事了”。“我确实非常介意失去了我所钟爱的，已经逝去的美好生活。思嘉，战前的生活是美好的。它有其魅力，就象希腊艺术一样有其完美、完整、匀称之处”。(《飘》629页)。
卫希礼面对的觉得比战争更糟，比入狱更惨，比死亡还更 糟糕。而思嘉感到的决不会比希礼好，但她却紧紧地攥着那把泥土，她像鹦鹉一样一遍又一遍地说：“我还有这个。是的，我还有这个”。（《飘》638页）郝思嘉在对红土地的追寻中，找到了适得其所的灵魂栖息地，它不仅为阐释一种昨日黄花的文化提供了一个角度，而且为其文化的传承赋予了厚实的物质和精神依托。对郝思嘉来说，奴隶制文明固然值得留恋，但既然出现了新旧文明的交替，她必须明智地抓住土地，而且泥土塞进她手里时就让她恢复了理性。这正好表现了作者非凡的智慧和自信，她预示了她的主人公在新生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土壤上发展和创造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