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斋名有老学庵，七录斋，春在堂，陋室，聊斋，绿林书屋，百梅书屋，三希堂等，介绍如下：
1、老学庵，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书斋题名“老学庵”，他说，予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为书斋名。
2、陋室，唐代“诗豪”刘禹锡的书斋名。其书斋布置朴素简陋，但诗人却在这里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陋室铭》。他还把自己的“陋室”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茅庐”以及西汉大儒扬雄的“云亭”相提并论。
3、聊斋，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应试落第后，喜欢请人到书斋闲谈，然后根据朋友们讲的故事加工整理成小说。所以，他称自己的书斋为“聊斋”。
4、七录斋，明代著名文学家张溥的书斋取名“七录斋”。他自幼好学且勤于手抄，所读之书定要亲手抄录，抄了再读，读了烧毁，接着再抄，如此反复六七次之多，以达到“胸有成竹”，故此得名。
5、绿林书屋，鲁迅在上海的书斋名是“绿林书屋”。鲁迅在黑暗的时代为中国革命事业奔走呼号，一些反动文人却诬蔑他是“学匪”。他就把书屋取名“绿林”，以示嘲讽。
6、百梅书屋，国画大师齐白石35岁时，在故乡湘潭盖了一幢房屋，周围有许多梅花树，他对之非常喜欢，于是取名为“百梅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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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9-03-30
1、陋室：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居室兼书房名。诗人曾专门写下了篇脍炙人口的《陋室铭》，以描绘自己书斋的简陋，把自己的“陋室”与三国时诸葛亮的“茅庐”以及西汉文学家杨雄的“玄亭”相提并论，表现了高洁的品行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
2、老学庵：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晚年的书斋名。取“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之语铭斋，立志要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3、苦斋 ：明朝文学家章溢隐居在龙泉县一间陋室里进行学习和创作，他以苦为乐，发奋用功，写出不少著名的诗文。
扩展资料：
源起
古往今来，中国骚人墨客大都有为自己书斋冠名的雅习幽兴，诚如文博专家史树青所说：“斋号是一种文化现象，且历史悠久，品位高雅，寓意精深，可称是历代文人的一种雅嗜”。
特点
斋号往往由主人染翰书之，或恭请名家题赠，再行加工，雕于木，镌于石，或镶嵌门楣，或悬挂壁间，益发增添书房文采。除此，常借铭、诗、赋、文、联、画等形式以记之。有些斋主还配刻一方或几方斋名印章，钤在所作书画文章署名处。
书斋名常用尾字
书斋题名瑰丽多姿，常取室、庵、亭、轩、堂、馆、斋、园、阁、楼、庐、庄、村、洞、龛、屋、窗、舫、栖、处、院、巢、居、舍、圃、廊、宦、苑、台、簃、小筑、山房、书屋、草堂、书舍、精舍、村舍、山庄等尾字命名，以此表达主人的志向、情趣、品格。
书斋名的文化意义
斋号取义广泛，大致有所居之室，所寓之志，所藏之书（画），所敬之人，所宝之物，所爱之词。寓意亦丰富，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词隽意蕴，情溢于墨，理见其辞，耐人寻味。
历史名人书斋名
（蒲松龄：聊斋）、（杨雄：玄亭）、（舒位：瓶水斋）、（徐文长：湘管斋）、（翁方纲：复初斋）、（ 王毅荣：天绘阁）、（黄宗羲：惜字斋）、（曾国藩：求缺斋）、（刘鹗：抱残守缺斋）、（梁启超：饮冰室）。
（吴昌硕：缶庐）、（张溥：七焚庵）、（ 纪晓岚：阅微草堂）、（章钰：四当斋）、（毛泽东：菊香书屋）、（沈从文：窄而霉斋）、（柳亚子：弈楼）、（朱自清：犹贤博弈斋）、（李可染：师牛堂）、（丰子恺：缘缘堂）。
（闻一多：何妨一下楼）、（黄锦祥：知觉斋）、（何香凝：双清楼）、（胡洁青：双柿斋）、（刘海粟：艺海堂）、（丰子恺：缘缘堂）、（冯其庸：宽堂）、（赖少奇：一木一石斋）、（梁实秋：雅舍 ）。
（ 冯友兰：三松堂）、（梅兰芳：梅花诗屋）、（叶圣陶：未厌居）、（齐白石：寄萍堂）、（张善孖：大风堂）。
（ 孙犁：耕堂）、（方渐：富文阁）、（杨树达：积微居）、（阮章竞：苦噪楼）、（姚雪垠：无止境斋）、（ 贾平凹：静虚村）、（王力：龙虫并雕斋）、（李耕：菜根精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书斋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第2个回答 2013-04-16
书斋，顾名思义，是读书的房间，同时也是藏书的地方，还是书写的地方。书画同源，中国古代书写绘画全用毛笔，写出来、画出来即是书法和绘画艺术。读书、藏书、书画是书斋的基本功能。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常常在这里进行，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所以，书斋是以个人名义所建立，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书斋姓“文”，所以别名称作“文房”。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斋和西方的书房除了布置和装饰上的地域和民族风格不同以外，在本质和功能上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的书斋是功能多样的文化综合体，而西方的书房则只相当于小小的私人图书馆，具有藏书和读书的功能。
书斋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重文、重史的传统。历朝历代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这表现在朝廷不仅重视编史修志，而且重视以才取士，其中的“才”主要是指诗书的文才，留下了“文章千古事”、“惟有读书高”、“腹有诗书气自豪”格言警句。还有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读书成为贤达，进入品级，或科举及第，从而进入国家的行政机关，进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所以，中华大地读书的风气绵绵不绝，这是书斋产生的深厚基础。读书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需要配备相关的文化和生活用品，久而久之，书斋便逐步从居室之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功能和格局。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
汉代司马迁身受宫刑的奇耻大辱，满怀孤愤，足不出户，在家中读书、整理资料，“究天人之变”，终于写出了鸿篇巨制的《史记》。实际上，司马迁的“工作室”，就是一个独特的、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书斋”，这可以说是中国书斋正式形成的标志，只不过当时尚无“书斋”的称谓而已。至此，儒家的学者和诗赋的作家们，均有自己的书斋而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
三国战乱频仍，两晋崇尚空谈，学问和艺术之风稍逊，可谓书斋的低潮期。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尤其是盛唐，文化艺术繁荣而发达，学术氛围也比较宽松。可以说盛唐是书斋成熟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这一时期，书斋的标志——书斋印也应运而生了。
书斋印起源于从作为信证的官印和私印之中分离出来的专门的藏书印，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写的“贞观”二字的连珠印，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以上两方是年号印代藏书印）、唐代李泌“端居室”印，南唐后主李煜“建业文房”印、宋太祖赵匡胤“秘阁图书”等印，均颇有名，而其中李泌的“端居室”印、南唐李煜的“建业文房”印，已经从单纯的藏书印发展为书斋印了。
宋朝虽然在辽、西夏以及金的夹击下，在民族关系和军事防御上呈现屈辱和败退的状况，但经济持续发展，使宋朝有可能用大量物质产品向辽和西夏进贡。南宋偏安，但江南依旧富庶，继续靠进贡获取和平。这一时期，使得酷爱艺术的皇帝尤其是宋徽宗，能够大兴文化事业。两宋在书法、绘画、诗词方面成就繁盛，文人墨客在相对长久的平稳阶段能够读书做学问，把玩艺术，程朱理学也在这一时期创立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这一时期是书斋获得同步平稳发展的时期。
元代王冕首先使用“花乳石”篆刻的“文人印”，使现代意义的篆刻艺术在原始秦汉玺印的基础上脱胎而生了。文人自己刻制的书斋印和书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书斋必不可少的标志。
书斋发展到明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强盛发达的时期，文化艺术，特别是市民文化较为发达，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诞生并迅速取得重大成就，同时话本、拟话本兴盛，书法、绘画进一步发展，与之相伴的书斋也大为发展，其地位和格局最终定型。这一时期文人书斋印更加盛行。
清代由于“文字狱”血雨腥风的恐怖，文人学士转向研究考据之学，同时书画艺术继续发展并发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白话小说达到顶峰，文人和艺术家的书斋继续繁荣，并完成从书房到文房的进化，使书斋的格局最终定型。与此同时，书斋印在清代继续盛行，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书斋和书斋印
书斋印：为书房或文房专门命名并制作的印章，多用斋、堂、馆、轩、楼、阁、屋、室、庐、庵等放在后面作为分类通用名称，而在其前面就是书斋主人表达自己意愿的个性化名称，一般是主人自己起的，也有师长或好友给起的。但甭管是谁起的，书斋的名字一定是体现主人的理想和愿望。
由书斋的功能所决定，书斋印逐步衍生出一些与之相关的印章，如别号印、收藏印、鉴赏印、校定印等。
别号印：是书斋主人姓名外的别名所使用的印章，如某某居士、某某山人、某某主人等，是主人性情和追求的体现。
收藏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收藏、考藏、珍藏、鉴藏、藏书、藏画、珍玩、秘籍、秘玩、珍秘、图书等所使用的印章，其中藏书印应用最为广泛，是主人文化艺术活动的真实记录。
鉴赏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鉴赏、清赏、珍赏、心赏、曾阅、过目、过眼、经眼、眼福等所使用的印章。
校定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校订、考订、审定、鉴定等所使用的印章。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世事沉浮，物是人非。历史上那些才华盖世、一代风流的才子们，他们的名字流传下来，但他们的书斋大多荡然无存，而斋馆印章却往往因其质地的坚硬、艺术的造型以及小巧的型体被人们钟爱而保留下来，并世代相传。即使有的印章本身已不存在了，但印章的印文（或称印稿、印蜕）因钤盖在书籍、书画上而流传下来，使后人能够得知并联想到当年书斋的环境和主人在书斋中清雅的活动，也使书斋能够在文化史上不断有佳话传说。
现在已知中国最早的书斋印是唐代宰相李泌的“端居室”印，其次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建业文房”印。
书斋的特点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除祖堂外，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场所便是书斋，但祖堂大多和中堂合一，所以，大体上书斋是民居之中惟有的精神场所。书斋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形成营造书斋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的重要因素。书斋一般是有文化的家庭主人使用，如有儿子科举，就会另设一个稍小的书斋，供寒窗苦读之用。
书斋有三大特点：
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书籍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书籍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学问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也是文化在这里汇集，更是文化在这里传承。之所以有“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之说，就是因为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可以这样比喻：因为当时国家没有社会科学院，而许多个体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书斋联合起来，实际上就起到了社科院的作用，而且国家不用投资。诸葛亮的“茅庐”，造就了蜀国鞠躬尽瘁的宰相。刘备“三顾茅庐”，获得了人才和天下大计，才丰富了经天纬地、威武雄壮、扣人心弦、传播不息的“三国演义”。同时，许多民族的文化经典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弘扬。
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书斋是个人的领地，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官场还是社会，乃至家庭，一定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约束。当一个知识分子回到书房，虽然仍有强大的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融合在书籍的字里行间，但躯体和大脑毕竟属于自己，书斋的主人得到了个性施展的空间，于是，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可以说，知识分子在继承前人精华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现实经历，加上自己的文学艺术创造，在书斋里融合、发酵，最后，酝酿出崭新的、清醇的、甘洌的美酒。这些美酒不断地融进整体的民族文化，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如王维在“辋川山庄”写就的如画诗歌、黄公望开山水画之宗的《江山万里图》、曹雪芹的堪称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严复启迪国人的《天演论》、鲁迅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徐悲鸿歌颂民族精神的《愚公移山》，真是不胜枚举。
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是“天人合一”，这个“天”可理解为“自然”。这就和20世纪初人类总结工业化进程破坏生态环境而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认识相一致。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具有的远见卓识，也说明东方文化越来越显示其超前的科学性。而在书斋的建造、布置和装饰上，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明代学者高廉所写的《高子书斋说》，不仅详细介绍了书斋的格局，而且浸透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因素。
书斋的格局和布置
高子说：书斋宜明朗，清净，不可太宽敞。明净则可以使心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二盆。石阶周围到处种上青翠的芸香草，旺盛之后自然青葱郁然。旁边放洗砚池一个，更应设一盆池。靠近窗子的地方，养锦鲤五七条，以观其自然的生机与活泼。
书斋中设长桌一张，古砚一方，旧铜水注一只，旧窑笔格一架，斑竹笔筒一个，旧窑笔洗一个，糊斗一个，水中丞一个，铜（或石）镇纸一条。
左边放小木床一张，床下放脚凳一条，床头边放小几一张，上放古铜花尊或者哥窑定瓶一只，有花的时候将瓶里插满鲜花以收集香气，平时则将蒲石放在上面以收集清晨的露水，使眼目清爽。或者放鼎炉一个，用来焚烧印篆或燃香，冬天放暖砚炉一个。
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中间方长条木几一张（木几以江浙云林的木几最好）。墙上挂画一幅。书室中只有两类画可以挂：山水为上，花木次之。或者挂用来供奉的名画、云霞之中的山水、神像、佛像也可以。木几旁放炉一，花瓶一，匙箸瓶（即筷筒）一，香盒一，这四样东西的种类、档次有着很大的差别，仅凭博学高雅的人自己选择。但四者之中的炉具，则只有汝炉、鼎炉、戟耳彝炉等三种最好，炉的大小一般要求炉腹的直径不超过三寸。花瓶应用胆瓶，花觚是胆瓶中最好的，其次是宋瓷鹅颈瓶，其余的不可以用。墙壁上合适的地方，可挂一壁瓶，四季插花用。座椅则可摆六张吴兴笋凳，一把禅椅，旁边摆一拂尘、一搔背（搔痒用）、一棕帚、一竹铁如意。
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诗经旁注》、《离骚》、《左传》、《百家唐诗》、《三才广记》等书。
书法字帖方面，楷书则排列《钟繇荐季直表》、《黄庭经》；隶书则排列《夏丞碑》、《石本隶韵》；行书则排列《李北海阴符经》、《云麾将军碑》；草书则排列《十七帖》、《草书要领》、《怀素绢书千文》、《孙过庭书谱》等。
其他闲散方面则可排列《草堂诗余》、《正续花间集》、《历代词府》、《中兴诗选》等。
以上这些书籍都是山居隐士长期需要阅读的，所以也是书斋中的必备之书。画卷方面，则可收集旧时作者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或者名人贤士的墨迹各若干幅，用来充实书架。如果没有什么事扰乱心神，人应该经常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高廉的“书斋说”，是中国古代书斋定型的典范，对现代的书斋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能单纯地复制和模仿。实际上，高子的书斋是中等的普通格局，如果更加富有一些，应当没有床，而摆放巨大的书柜和博古架，室内的陈设将更加豪华。现代的书斋大都在楼房之中，成为空中的书斋，没有了庭院相依，离卧室很近，也不会有床，书架上的书籍也会有很大变化。书斋的陈设布置应根据个人的条件，但不论如何，书斋永远和文化人紧紧相随。
名人和书斋
我国历代文人雅士都很讲究书斋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
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屋外园中遍植芭蕉，以芭蕉叶子代纸练习书法，其书斋命名为“绿天庵”。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晚年取“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学老斋”，寓意为要活到老，学到老。
明代毛晋藏书之丰举世闻名，其书斋名为“汲古阁”，并刻有巨型藏书印一方。其印文为：“赵文敏书卷未方，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他希望子孙读其藏书，如把书卖掉，将败家声，则禽兽不如。
明代文学家张溥，天生愚钝，为加强记忆，每读文章，就工整地抄录一遍，边抄边诵边记，然后投入炉火之中，反复六七次，终于背诵如流。故其书斋取名为“七焚庵”。
清代史学家黄宗羲一生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律历、数学等，作文惜字如金，力求简洁，故书斋取名为“惜字斋”。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书斋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如别号印为“七品官耳”，细看平淡，细究方觉可贵。
蒲松龄应试落第后，喜欢请人到书斋闲谈，然后根据闲谈讲的故事加工整理写成小说。书斋即是“聊斋”。
闻一多青年时求学于外，暑假两月返回故里，依然苦读不辍，自称书房为“二月庐”。成为教授后，在研究学问时，常常通宵达旦，很少下楼，书斋名为“何妨一下楼”。
语言学家王力著作等身，有浩瀚的专著，有精美的小品，自云：“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在这里，雕龙指专门所著，雕虫指一般的小文章、小意思。”故将书斋取名“龙虫并雕斋”。
毛泽东虽为领袖，但他酷爱读书，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个人藏书已达数万册。他常用的一方藏书印为“毛氏藏书”，为上海篆刻家吴朴堂所刻，毛泽东十分珍爱，后来他所有的藏书上均钤着这枚藏书印章。
此外，古来一些名人的书斋记录如下：
汉代文学家杨雄的“玄亭”，唐代刘禹锡的“陋室”，明代文征明的“玉磬山房”、徐文长的“湘管斋”、唐伯虎的“六如居士（别号印）”、汤显祖的“清远道人（别号印）”；清代翁方纲的“复初斋”、王懿荣的“天绘阁”、何绍基的“不洗砚斋”、龚自珍的“定庵”、刘鹗的“抱残守缺斋”；近代梁启超的“饮冰室”、吴昌硕的“缶庐”和“石人才室”；现代朱自清的“犹贤博弈斋”、柳亚子的“羿楼”、梁实秋的“雅斋”、冯友兰的“三松堂”、陈恒的“励耕堂”、丰子恺的“缘缘堂”、梅兰芳的“梅花诗屋”、叶圣陶的“未厌居”、齐白石的“寄萍堂”、张善孖的“大风堂”、孙梨的“耕堂”、杨树达的“积微居”、阮章竞的“苦噪楼”、姚雪垠的“无止境斋”等，都是中国书斋文化的醒目而珍贵的标志。
现代书斋方兴未艾
进入了21世纪，有人认为：未来科技将高速发展，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现代生活使传统在人们的心灵中的印迹越来越淡，对新事物热情的另一面则是对历史传统的冷漠，因此，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笔者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观点却恰恰相反：在新的世纪，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
第一，现代书斋继承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力量十分强大，时尚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尊崇，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追求，使人们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审美情趣返璞归真，书籍永远不会被废弃。同时，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和造就了更多的新生的书斋主体——读书人，读书人不会消失，只要有读书人，就会有书斋。
第二，现代书斋基础雄厚。
改革开放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必然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品位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们有了多余的空间来营造书斋，人们有了多余的钱买书、买艺术品来装饰书斋。
第三，现代书斋与时俱进。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人们的交流更加方便和广泛，不同文化之间的吸引更加强烈，对历史的审视就更加冷静和合理，书斋的文化功能会愈加发达。网络的惊人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读到万卷书籍。同时科技的力量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空前集中地展示在世界面前，使现代的书斋增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宠儿——电脑。
总之，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在新的时代，书斋依然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人与自然和谐的天地。同时，书斋也日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斋和西方的书房除了布置和装饰上的地域和民族风格不同以外，在本质和功能上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的书斋是功能多样的文化综合体，而西方的书房则只相当于小小的私人图书馆，具有藏书和读书的功能。
书斋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重文、重史的传统。历朝历代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这表现在朝廷不仅重视编史修志，而且重视以才取士，其中的“才”主要是指诗书的文才，留下了“文章千古事”、“惟有读书高”、“腹有诗书气自豪”格言警句。还有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读书成为贤达，进入品级，或科举及第，从而进入国家的行政机关，进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所以，中华大地读书的风气绵绵不绝，这是书斋产生的深厚基础。读书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需要配备相关的文化和生活用品，久而久之，书斋便逐步从居室之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功能和格局。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
汉代司马迁身受宫刑的奇耻大辱，满怀孤愤，足不出户，在家中读书、整理资料，“究天人之变”，终于写出了鸿篇巨制的《史记》。实际上，司马迁的“工作室”，就是一个独特的、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书斋”，这可以说是中国书斋正式形成的标志，只不过当时尚无“书斋”的称谓而已。至此，儒家的学者和诗赋的作家们，均有自己的书斋而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
三国战乱频仍，两晋崇尚空谈，学问和艺术之风稍逊，可谓书斋的低潮期。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尤其是盛唐，文化艺术繁荣而发达，学术氛围也比较宽松。可以说盛唐是书斋成熟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这一时期，书斋的标志——书斋印也应运而生了。
书斋印起源于从作为信证的官印和私印之中分离出来的专门的藏书印，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写的“贞观”二字的连珠印，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以上两方是年号印代藏书印）、唐代李泌“端居室”印，南唐后主李煜“建业文房”印、宋太祖赵匡胤“秘阁图书”等印，均颇有名，而其中李泌的“端居室”印、南唐李煜的“建业文房”印，已经从单纯的藏书印发展为书斋印了。
宋朝虽然在辽、西夏以及金的夹击下，在民族关系和军事防御上呈现屈辱和败退的状况，但经济持续发展，使宋朝有可能用大量物质产品向辽和西夏进贡。南宋偏安，但江南依旧富庶，继续靠进贡获取和平。这一时期，使得酷爱艺术的皇帝尤其是宋徽宗，能够大兴文化事业。两宋在书法、绘画、诗词方面成就繁盛，文人墨客在相对长久的平稳阶段能够读书做学问，把玩艺术，程朱理学也在这一时期创立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这一时期是书斋获得同步平稳发展的时期。
元代王冕首先使用“花乳石”篆刻的“文人印”，使现代意义的篆刻艺术在原始秦汉玺印的基础上脱胎而生了。文人自己刻制的书斋印和书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书斋必不可少的标志。
书斋发展到明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强盛发达的时期，文化艺术，特别是市民文化较为发达，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诞生并迅速取得重大成就，同时话本、拟话本兴盛，书法、绘画进一步发展，与之相伴的书斋也大为发展，其地位和格局最终定型。这一时期文人书斋印更加盛行。
清代由于“文字狱”血雨腥风的恐怖，文人学士转向研究考据之学，同时书画艺术继续发展并发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白话小说达到顶峰，文人和艺术家的书斋继续繁荣，并完成从书房到文房的进化，使书斋的格局最终定型。与此同时，书斋印在清代继续盛行，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书斋和书斋印
书斋印：为书房或文房专门命名并制作的印章，多用斋、堂、馆、轩、楼、阁、屋、室、庐、庵等放在后面作为分类通用名称，而在其前面就是书斋主人表达自己意愿的个性化名称，一般是主人自己起的，也有师长或好友给起的。但甭管是谁起的，书斋的名字一定是体现主人的理想和愿望。
由书斋的功能所决定，书斋印逐步衍生出一些与之相关的印章，如别号印、收藏印、鉴赏印、校定印等。
别号印：是书斋主人姓名外的别名所使用的印章，如某某居士、某某山人、某某主人等，是主人性情和追求的体现。
收藏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收藏、考藏、珍藏、鉴藏、藏书、藏画、珍玩、秘籍、秘玩、珍秘、图书等所使用的印章，其中藏书印应用最为广泛，是主人文化艺术活动的真实记录。
鉴赏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鉴赏、清赏、珍赏、心赏、曾阅、过目、过眼、经眼、眼福等所使用的印章。
校定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校订、考订、审定、鉴定等所使用的印章。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世事沉浮，物是人非。历史上那些才华盖世、一代风流的才子们，他们的名字流传下来，但他们的书斋大多荡然无存，而斋馆印章却往往因其质地的坚硬、艺术的造型以及小巧的型体被人们钟爱而保留下来，并世代相传。即使有的印章本身已不存在了，但印章的印文（或称印稿、印蜕）因钤盖在书籍、书画上而流传下来，使后人能够得知并联想到当年书斋的环境和主人在书斋中清雅的活动，也使书斋能够在文化史上不断有佳话传说。
现在已知中国最早的书斋印是唐代宰相李泌的“端居室”印，其次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建业文房”印。
书斋的特点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除祖堂外，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场所便是书斋，但祖堂大多和中堂合一，所以，大体上书斋是民居之中惟有的精神场所。书斋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形成营造书斋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的重要因素。书斋一般是有文化的家庭主人使用，如有儿子科举，就会另设一个稍小的书斋，供寒窗苦读之用。
书斋有三大特点：
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书籍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书籍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学问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也是文化在这里汇集，更是文化在这里传承。之所以有“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之说，就是因为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可以这样比喻：因为当时国家没有社会科学院，而许多个体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书斋联合起来，实际上就起到了社科院的作用，而且国家不用投资。诸葛亮的“茅庐”，造就了蜀国鞠躬尽瘁的宰相。刘备“三顾茅庐”，获得了人才和天下大计，才丰富了经天纬地、威武雄壮、扣人心弦、传播不息的“三国演义”。同时，许多民族的文化经典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弘扬。
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书斋是个人的领地，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官场还是社会，乃至家庭，一定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约束。当一个知识分子回到书房，虽然仍有强大的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融合在书籍的字里行间，但躯体和大脑毕竟属于自己，书斋的主人得到了个性施展的空间，于是，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可以说，知识分子在继承前人精华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现实经历，加上自己的文学艺术创造，在书斋里融合、发酵，最后，酝酿出崭新的、清醇的、甘洌的美酒。这些美酒不断地融进整体的民族文化，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如王维在“辋川山庄”写就的如画诗歌、黄公望开山水画之宗的《江山万里图》、曹雪芹的堪称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严复启迪国人的《天演论》、鲁迅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徐悲鸿歌颂民族精神的《愚公移山》，真是不胜枚举。
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是“天人合一”，这个“天”可理解为“自然”。这就和20世纪初人类总结工业化进程破坏生态环境而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认识相一致。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具有的远见卓识，也说明东方文化越来越显示其超前的科学性。而在书斋的建造、布置和装饰上，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明代学者高廉所写的《高子书斋说》，不仅详细介绍了书斋的格局，而且浸透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因素。
书斋的格局和布置
高子说：书斋宜明朗，清净，不可太宽敞。明净则可以使心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二盆。石阶周围到处种上青翠的芸香草，旺盛之后自然青葱郁然。旁边放洗砚池一个，更应设一盆池。靠近窗子的地方，养锦鲤五七条，以观其自然的生机与活泼。
书斋中设长桌一张，古砚一方，旧铜水注一只，旧窑笔格一架，斑竹笔筒一个，旧窑笔洗一个，糊斗一个，水中丞一个，铜（或石）镇纸一条。
左边放小木床一张，床下放脚凳一条，床头边放小几一张，上放古铜花尊或者哥窑定瓶一只，有花的时候将瓶里插满鲜花以收集香气，平时则将蒲石放在上面以收集清晨的露水，使眼目清爽。或者放鼎炉一个，用来焚烧印篆或燃香，冬天放暖砚炉一个。
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中间方长条木几一张（木几以江浙云林的木几最好）。墙上挂画一幅。书室中只有两类画可以挂：山水为上，花木次之。或者挂用来供奉的名画、云霞之中的山水、神像、佛像也可以。木几旁放炉一，花瓶一，匙箸瓶（即筷筒）一，香盒一，这四样东西的种类、档次有着很大的差别，仅凭博学高雅的人自己选择。但四者之中的炉具，则只有汝炉、鼎炉、戟耳彝炉等三种最好，炉的大小一般要求炉腹的直径不超过三寸。花瓶应用胆瓶，花觚是胆瓶中最好的，其次是宋瓷鹅颈瓶，其余的不可以用。墙壁上合适的地方，可挂一壁瓶，四季插花用。座椅则可摆六张吴兴笋凳，一把禅椅，旁边摆一拂尘、一搔背（搔痒用）、一棕帚、一竹铁如意。
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诗经旁注》、《离骚》、《左传》、《百家唐诗》、《三才广记》等书。
书法字帖方面，楷书则排列《钟繇荐季直表》、《黄庭经》；隶书则排列《夏丞碑》、《石本隶韵》；行书则排列《李北海阴符经》、《云麾将军碑》；草书则排列《十七帖》、《草书要领》、《怀素绢书千文》、《孙过庭书谱》等。
其他闲散方面则可排列《草堂诗余》、《正续花间集》、《历代词府》、《中兴诗选》等。
以上这些书籍都是山居隐士长期需要阅读的，所以也是书斋中的必备之书。画卷方面，则可收集旧时作者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或者名人贤士的墨迹各若干幅，用来充实书架。如果没有什么事扰乱心神，人应该经常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高廉的“书斋说”，是中国古代书斋定型的典范，对现代的书斋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能单纯地复制和模仿。实际上，高子的书斋是中等的普通格局，如果更加富有一些，应当没有床，而摆放巨大的书柜和博古架，室内的陈设将更加豪华。现代的书斋大都在楼房之中，成为空中的书斋，没有了庭院相依，离卧室很近，也不会有床，书架上的书籍也会有很大变化。书斋的陈设布置应根据个人的条件，但不论如何，书斋永远和文化人紧紧相随。
名人和书斋
我国历代文人雅士都很讲究书斋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
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屋外园中遍植芭蕉，以芭蕉叶子代纸练习书法，其书斋命名为“绿天庵”。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晚年取“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学老斋”，寓意为要活到老，学到老。
明代毛晋藏书之丰举世闻名，其书斋名为“汲古阁”，并刻有巨型藏书印一方。其印文为：“赵文敏书卷未方，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他希望子孙读其藏书，如把书卖掉，将败家声，则禽兽不如。
明代文学家张溥，天生愚钝，为加强记忆，每读文章，就工整地抄录一遍，边抄边诵边记，然后投入炉火之中，反复六七次，终于背诵如流。故其书斋取名为“七焚庵”。
清代史学家黄宗羲一生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律历、数学等，作文惜字如金，力求简洁，故书斋取名为“惜字斋”。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书斋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如别号印为“七品官耳”，细看平淡，细究方觉可贵。
蒲松龄应试落第后，喜欢请人到书斋闲谈，然后根据闲谈讲的故事加工整理写成小说。书斋即是“聊斋”。
闻一多青年时求学于外，暑假两月返回故里，依然苦读不辍，自称书房为“二月庐”。成为教授后，在研究学问时，常常通宵达旦，很少下楼，书斋名为“何妨一下楼”。
语言学家王力著作等身，有浩瀚的专著，有精美的小品，自云：“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在这里，雕龙指专门所著，雕虫指一般的小文章、小意思。”故将书斋取名“龙虫并雕斋”。
毛泽东虽为领袖，但他酷爱读书，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个人藏书已达数万册。他常用的一方藏书印为“毛氏藏书”，为上海篆刻家吴朴堂所刻，毛泽东十分珍爱，后来他所有的藏书上均钤着这枚藏书印章。
此外，古来一些名人的书斋记录如下：
汉代文学家杨雄的“玄亭”，唐代刘禹锡的“陋室”，明代文征明的“玉磬山房”、徐文长的“湘管斋”、唐伯虎的“六如居士（别号印）”、汤显祖的“清远道人（别号印）”；清代翁方纲的“复初斋”、王懿荣的“天绘阁”、何绍基的“不洗砚斋”、龚自珍的“定庵”、刘鹗的“抱残守缺斋”；近代梁启超的“饮冰室”、吴昌硕的“缶庐”和“石人才室”；现代朱自清的“犹贤博弈斋”、柳亚子的“羿楼”、梁实秋的“雅斋”、冯友兰的“三松堂”、陈恒的“励耕堂”、丰子恺的“缘缘堂”、梅兰芳的“梅花诗屋”、叶圣陶的“未厌居”、齐白石的“寄萍堂”、张善孖的“大风堂”、孙梨的“耕堂”、杨树达的“积微居”、阮章竞的“苦噪楼”、姚雪垠的“无止境斋”等，都是中国书斋文化的醒目而珍贵的标志。
现代书斋方兴未艾
进入了21世纪，有人认为：未来科技将高速发展，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现代生活使传统在人们的心灵中的印迹越来越淡，对新事物热情的另一面则是对历史传统的冷漠，因此，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笔者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观点却恰恰相反：在新的世纪，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
第一，现代书斋继承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力量十分强大，时尚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尊崇，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追求，使人们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审美情趣返璞归真，书籍永远不会被废弃。同时，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和造就了更多的新生的书斋主体——读书人，读书人不会消失，只要有读书人，就会有书斋。
第二，现代书斋基础雄厚。
改革开放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必然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品位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们有了多余的空间来营造书斋，人们有了多余的钱买书、买艺术品来装饰书斋。
第三，现代书斋与时俱进。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人们的交流更加方便和广泛，不同文化之间的吸引更加强烈，对历史的审视就更加冷静和合理，书斋的文化功能会愈加发达。网络的惊人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读到万卷书籍。同时科技的力量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空前集中地展示在世界面前，使现代的书斋增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宠儿——电脑。
总之，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在新的时代，书斋依然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人与自然和谐的天地。同时，书斋也日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第3个回答 2013-04-15
陋室 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居室兼书房名。诗人曾专门写了篇脍炙人口的《陋室铭》，以描绘自己书斋的简陋，表现自己高洁的志行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老学庵 这是南宋诗人陆游晚年的书屋名称。此名表达了诗人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而不止的精神。
七录斋 明朝著名文学家张溥，年幼时酷爱读书，凡是所读的书必定亲手抄写，诵读数遍后烧掉，然后再抄，再读，再烧，这样反复六七次，因此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七录斋”。
聊斋 相传，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常设烟、茶在路边，过路人只须到此讲讲故事、传闻，或聊聊天，便可免费享用。一旦听到有用的“材料”，蒲松龄就回去整理成文，因此他取书屋名为“聊斋”。
瓶水斋 清代诗人舒位的诗作很有成就，可他非常谦逊，把自己的知识和创作成就比作大海中的一瓶水，所以命名自己的书斋为“瓶水斋”。
北望斋 著名作家张恨水，在抗日战争中欣闻平型关大捷，看到了中国反侵略的希望，命屋名为“北望斋”，寄托他对党的希望和对故乡的怀念。
梦草斋 上海作家谢冰心在学生时代，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名著，对爱打抱不平、落草为王的“绿林好汉”十分敬慕，于是她把自己的书屋起名为“梦草斋”。
四步斋 上海作家赵丽宏1988年喜得新居，书房只有四步之长，却也自得其乐，因而命名为“四步斋”。
积微居 语言学家杨树达曾说：“小是大的基础，大是小的发展；多是少的结果，少是多的积蓄。学问是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因此，他给书屋取名为“积微居”。
马虎居 社会学家邓伟志的居室取名为“马虎居”，其一是他的生肖是马，妻属虎；其二是他提倡生活上简单、马虎一点。
泥土巢 擅长农村题材的著名作家浩然，给自己在河北三河县居住的农家小院取名为“泥土巢”，表明了他长期扎根农村的决心和对农村的热爱。
静虚村 这是作家贾平凹的居室名。他说：“我刚从山里搬到西安时，住城北新村，地方虽小，却很安静，我就取名‘静虚村’。静是心静，虚是心宽，包容大”。
此外，自古以来，许多学者名流在钻研学问、攀登事业高峰之余，还喜欢集藏以怡情悦目，调剂精神。兴之所至，往往以所藏之物来命名居室、书斋，说来颇有情趣。
抱残守缺斋 清代著名小说家刘鹗取室名“抱残守缺斋”，并非给自己脸上抹黑，而是因为他生平“嗜古成痴”，人称“竭其力之所至，不以营田宅，治生产，惟古器物是求”。他集藏“上自殷及隋碑，巨若鼎彝，纤如泉珍，旁罗当壁，广及罂登”。这些千年古董，因历经沧桑，难免残缺不全，但刘视若珍宝，因此，他的书斋名表达了甘心一辈子与这些残缺不全的文物为伴的志向。
周敦商彝秦镜汉剑唐琴宋元明书画墨迹长物之楼 清代文人李盛铎爱收集古墨，他的书斋里珍藏文物历朝尽有，各种各样齐全，因此他自署室名曰“周敦商彝秦镜汉剑唐琴宋元明书画墨迹长物之楼”，其室名之长，堪称历代之最。
百梅书屋 书法家陈叔通得到父亲所藏唐伯虎一幅墨梅，引为奇迹。为纪念他父亲的嗜梅之癖，以这幅唐画为基础，千方百计搜求，共购得历代名家画梅一百幅，最后又得到高澹游的《百梅书屋图》，珍爱非常，故取斋名“百梅书屋”。
平复堂 书法家张伯驹购得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手书的《平复堂》，当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书法真迹，高兴万分，遂自题斋名曰“平复堂”。
梅花诗屋 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30年代得到“扬州八怪”之一的清代画家金农所绘《扫饭僧》真迹一帧，随后又得金农所书“梅花诗屋”斋额，均视为珍宝，并将此一书一画悬挂斋壁，朝夕临摹。后干脆将自己的书屋命名“梅花诗屋”。
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画家吴湖帆曾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元代画家黄公望所作名画《富春山居图卷》（又称《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鸳鸯七志斋 书法巨匠于右任喜欢收藏墓志，他先后收藏北魏墓志300余方。在这些墓志中，有七种鸳鸯志，据此于老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鸳鸯七志斋”。
万卷书斋 以“万卷”命书斋，在古人书斋中并不少见，但不少是虚张声势，装潢门面的。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戈宝权的“万卷书斋”却是名符其实，他积50多年的藏书，计有中外图书约两万卷。他说：“中国有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读书，知识得不到；不读书，知识面不会广。行万里路，可以扩大自己的眼界，丰富感性知识。”因之，他称自己的书斋为“万卷书斋”。
无倦苦斋 当代著名书画家钱君淘因为收藏着清代书画名家赵之谦“无闷”、包世臣“倦翁”、吴昌硕“苦铁”等3人的数百方佳印，遂从3人中各取一字，组成“无倦苦斋”命其画室。“无倦苦”蕴含哲理，以此名室，既可表达敬慕前贤之意，又有勉励自己钻研学问之志。
与石居 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出生在一个七代藏石的世家，一生与石交友，他在诗中写到：“掇恰满吾居，安然伴石眼。”可见他生活在一个石头的世界，即使朋友来往，亦以石为礼。现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块色泽深黑，一尺有余的石头，是沈老于1900年在老河口石滩捡拾的。他的室名为“与石居”，其内涵引人深悟。
百盂斋 上海著名收藏家陈玉堂室名为“百盂斋”，这是因为他以毕生精力藏有上至始皇之前，下迄民国之后的水盂300多个之故。陈玉堂曾在《藏盂小志》中说：昔日白石老人，以蓄石自号“三百石富翁”，我历经若干寒暑，藏盂竟逾三个百数，故戏谓友人曰：余则可称“三百盂小康”，因此以“百盂斋”而命之。
此外，如藏书家傅惜华先生的“碧蕖馆”，收藏有四方乾隆御题古砚的阎家宪先生的“四御砚斋”，以收藏筷子闻名的藏家蓝翔先生的“筷乐斋”，专门收藏古玉件的梨园名宿玉瑶卿先生的“古瑁轩”，百龄画师朱屺瞻先生的“三墨室”，收藏杂项的文史作家郑逸梅先生的“纸帐铜瓶室”，专集紫砂壶的许四海先生的“壶天阁”等，都有美妙的故事隐于其中。
老学庵 这是南宋诗人陆游晚年的书屋名称。此名表达了诗人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而不止的精神。
七录斋 明朝著名文学家张溥，年幼时酷爱读书，凡是所读的书必定亲手抄写，诵读数遍后烧掉，然后再抄，再读，再烧，这样反复六七次，因此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七录斋”。
聊斋 相传，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常设烟、茶在路边，过路人只须到此讲讲故事、传闻，或聊聊天，便可免费享用。一旦听到有用的“材料”，蒲松龄就回去整理成文，因此他取书屋名为“聊斋”。
瓶水斋 清代诗人舒位的诗作很有成就，可他非常谦逊，把自己的知识和创作成就比作大海中的一瓶水，所以命名自己的书斋为“瓶水斋”。
北望斋 著名作家张恨水，在抗日战争中欣闻平型关大捷，看到了中国反侵略的希望，命屋名为“北望斋”，寄托他对党的希望和对故乡的怀念。
梦草斋 上海作家谢冰心在学生时代，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名著，对爱打抱不平、落草为王的“绿林好汉”十分敬慕，于是她把自己的书屋起名为“梦草斋”。
四步斋 上海作家赵丽宏1988年喜得新居，书房只有四步之长，却也自得其乐，因而命名为“四步斋”。
积微居 语言学家杨树达曾说：“小是大的基础，大是小的发展；多是少的结果，少是多的积蓄。学问是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因此，他给书屋取名为“积微居”。
马虎居 社会学家邓伟志的居室取名为“马虎居”，其一是他的生肖是马，妻属虎；其二是他提倡生活上简单、马虎一点。
泥土巢 擅长农村题材的著名作家浩然，给自己在河北三河县居住的农家小院取名为“泥土巢”，表明了他长期扎根农村的决心和对农村的热爱。
静虚村 这是作家贾平凹的居室名。他说：“我刚从山里搬到西安时，住城北新村，地方虽小，却很安静，我就取名‘静虚村’。静是心静，虚是心宽，包容大”。
此外，自古以来，许多学者名流在钻研学问、攀登事业高峰之余，还喜欢集藏以怡情悦目，调剂精神。兴之所至，往往以所藏之物来命名居室、书斋，说来颇有情趣。
抱残守缺斋 清代著名小说家刘鹗取室名“抱残守缺斋”，并非给自己脸上抹黑，而是因为他生平“嗜古成痴”，人称“竭其力之所至，不以营田宅，治生产，惟古器物是求”。他集藏“上自殷及隋碑，巨若鼎彝，纤如泉珍，旁罗当壁，广及罂登”。这些千年古董，因历经沧桑，难免残缺不全，但刘视若珍宝，因此，他的书斋名表达了甘心一辈子与这些残缺不全的文物为伴的志向。
周敦商彝秦镜汉剑唐琴宋元明书画墨迹长物之楼 清代文人李盛铎爱收集古墨，他的书斋里珍藏文物历朝尽有，各种各样齐全，因此他自署室名曰“周敦商彝秦镜汉剑唐琴宋元明书画墨迹长物之楼”，其室名之长，堪称历代之最。
百梅书屋 书法家陈叔通得到父亲所藏唐伯虎一幅墨梅，引为奇迹。为纪念他父亲的嗜梅之癖，以这幅唐画为基础，千方百计搜求，共购得历代名家画梅一百幅，最后又得到高澹游的《百梅书屋图》，珍爱非常，故取斋名“百梅书屋”。
平复堂 书法家张伯驹购得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手书的《平复堂》，当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书法真迹，高兴万分，遂自题斋名曰“平复堂”。
梅花诗屋 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30年代得到“扬州八怪”之一的清代画家金农所绘《扫饭僧》真迹一帧，随后又得金农所书“梅花诗屋”斋额，均视为珍宝，并将此一书一画悬挂斋壁，朝夕临摹。后干脆将自己的书屋命名“梅花诗屋”。
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画家吴湖帆曾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元代画家黄公望所作名画《富春山居图卷》（又称《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鸳鸯七志斋 书法巨匠于右任喜欢收藏墓志，他先后收藏北魏墓志300余方。在这些墓志中，有七种鸳鸯志，据此于老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鸳鸯七志斋”。
万卷书斋 以“万卷”命书斋，在古人书斋中并不少见，但不少是虚张声势，装潢门面的。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戈宝权的“万卷书斋”却是名符其实，他积50多年的藏书，计有中外图书约两万卷。他说：“中国有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读书，知识得不到；不读书，知识面不会广。行万里路，可以扩大自己的眼界，丰富感性知识。”因之，他称自己的书斋为“万卷书斋”。
无倦苦斋 当代著名书画家钱君淘因为收藏着清代书画名家赵之谦“无闷”、包世臣“倦翁”、吴昌硕“苦铁”等3人的数百方佳印，遂从3人中各取一字，组成“无倦苦斋”命其画室。“无倦苦”蕴含哲理，以此名室，既可表达敬慕前贤之意，又有勉励自己钻研学问之志。
与石居 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出生在一个七代藏石的世家，一生与石交友，他在诗中写到：“掇恰满吾居，安然伴石眼。”可见他生活在一个石头的世界，即使朋友来往，亦以石为礼。现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块色泽深黑，一尺有余的石头，是沈老于1900年在老河口石滩捡拾的。他的室名为“与石居”，其内涵引人深悟。
百盂斋 上海著名收藏家陈玉堂室名为“百盂斋”，这是因为他以毕生精力藏有上至始皇之前，下迄民国之后的水盂300多个之故。陈玉堂曾在《藏盂小志》中说：昔日白石老人，以蓄石自号“三百石富翁”，我历经若干寒暑，藏盂竟逾三个百数，故戏谓友人曰：余则可称“三百盂小康”，因此以“百盂斋”而命之。
此外，如藏书家傅惜华先生的“碧蕖馆”，收藏有四方乾隆御题古砚的阎家宪先生的“四御砚斋”，以收藏筷子闻名的藏家蓝翔先生的“筷乐斋”，专门收藏古玉件的梨园名宿玉瑶卿先生的“古瑁轩”，百龄画师朱屺瞻先生的“三墨室”，收藏杂项的文史作家郑逸梅先生的“纸帐铜瓶室”，专集紫砂壶的许四海先生的“壶天阁”等，都有美妙的故事隐于其中。
第4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5
书斋原指藏书室，现泛指读书的房间，许多名人往往给自己的书斋起个名，用以寄情名志，或者自勉。
老学庵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书斋题名“老学庵”，他说，予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为书斋名，以此激励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
春在堂 清代学者俞樾在科举殿试时做的一首“试贴诗”，其中有一句“花落春犹在”。那时清王朝内忧外患，正是花叶飘零的时代。他的诗认为花虽落而春天还在，在朝廷看来是吉祥的，俞樾因此中了状元。为纪念这一荣幸，他就将书室取名为“春在堂”。
聊斋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应试落第后，喜欢请人到书斋闲谈，然后根据朋友们讲的故事加工整理成小说。所以，他称自己的书斋为“聊斋”。《聊斋志异》就是在“聊斋”里写成的。
三希堂 清乾隆皇帝读书处因收藏大书法家王羲之、王询、王献之三人的字帖，是三件稀世之宝，所以名叫“三希堂”。
绿林书屋 鲁迅在上海的书斋名是“绿林书屋”。鲁迅在黑暗的时代为中国革命事业奔走呼号，一些反动文人却诬蔑他是“学匪”。他就把书屋取名“绿林”，以示嘲讽。
百梅书屋 国画大师齐白石35岁时，在故乡湘潭盖了一幢房屋，周围有许多梅花树，他对之非常喜欢，于是取名为“百梅书屋”。
三松堂 哲学家冯友兰，身居北京大学燕南园多年，庭院内有三棵松树，虬曲盘旋，他把屋室命名为“三松堂”。
古槐书屋 红学家俞平伯，1919年移居北京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宅院后，院内有棵古槐，书斋适在槐荫之下，故名其书斋为“古槐书屋”。
梅花草堂 画家朱屺瞻，抗日战争前在故乡太仓浏河的老宅田旁，遍植梅树，自题书斋名为“梅花草堂”。抗战胜利后，屺瞻老人移居上海，在南方购得一屋，又在屋旁种梅树数十棵，仍取室名为“梅花草堂”。
双柿斋 女画家、老舍夫人胡絜青，建国后在北京定居，所居庭院中有丹柿树一双，分列窗前，秋来硕果累累。胡絜青喜不自禁，将其居室命名为“双柿斋”。
瓜蒂庵 明史专家谢国祯，生前把攻读的书房叫“瓜蒂庵”。主人曾解释说，别人都在攻正史，我却忙着搞野史，搞零星边角史料。别人抱“西瓜”，我就捡“瓜蒂”。“瓜蒂”之说当然是自谦，匡正治学态度才为本意。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老学庵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书斋题名“老学庵”，他说，予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为书斋名，以此激励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
春在堂 清代学者俞樾在科举殿试时做的一首“试贴诗”，其中有一句“花落春犹在”。那时清王朝内忧外患，正是花叶飘零的时代。他的诗认为花虽落而春天还在，在朝廷看来是吉祥的，俞樾因此中了状元。为纪念这一荣幸，他就将书室取名为“春在堂”。
聊斋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应试落第后，喜欢请人到书斋闲谈，然后根据朋友们讲的故事加工整理成小说。所以，他称自己的书斋为“聊斋”。《聊斋志异》就是在“聊斋”里写成的。
三希堂 清乾隆皇帝读书处因收藏大书法家王羲之、王询、王献之三人的字帖，是三件稀世之宝，所以名叫“三希堂”。
绿林书屋 鲁迅在上海的书斋名是“绿林书屋”。鲁迅在黑暗的时代为中国革命事业奔走呼号，一些反动文人却诬蔑他是“学匪”。他就把书屋取名“绿林”，以示嘲讽。
百梅书屋 国画大师齐白石35岁时，在故乡湘潭盖了一幢房屋，周围有许多梅花树，他对之非常喜欢，于是取名为“百梅书屋”。
三松堂 哲学家冯友兰，身居北京大学燕南园多年，庭院内有三棵松树，虬曲盘旋，他把屋室命名为“三松堂”。
古槐书屋 红学家俞平伯，1919年移居北京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宅院后，院内有棵古槐，书斋适在槐荫之下，故名其书斋为“古槐书屋”。
梅花草堂 画家朱屺瞻，抗日战争前在故乡太仓浏河的老宅田旁，遍植梅树，自题书斋名为“梅花草堂”。抗战胜利后，屺瞻老人移居上海，在南方购得一屋，又在屋旁种梅树数十棵，仍取室名为“梅花草堂”。
双柿斋 女画家、老舍夫人胡絜青，建国后在北京定居，所居庭院中有丹柿树一双，分列窗前，秋来硕果累累。胡絜青喜不自禁，将其居室命名为“双柿斋”。
瓜蒂庵 明史专家谢国祯，生前把攻读的书房叫“瓜蒂庵”。主人曾解释说，别人都在攻正史，我却忙着搞野史，搞零星边角史料。别人抱“西瓜”，我就捡“瓜蒂”。“瓜蒂”之说当然是自谦，匡正治学态度才为本意。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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