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光《一辈子第一回》作品分析 急用 谢谢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采访/文字整理：田达治）出自中国美术馆网站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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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第一回》以精炼的笔墨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平生第一次拿到选民证的老年妇女的喜悦心情。图中老人的衣纹用笔中侧锋并用，粗细变化丰富，准确而率意，恰当地表现了粗布衣衫的质感；正侧面头部刻画较为深入，已明显地结合了西方绘画的光影、明暗表现方法，真实地表现了老人头发已经半白的效果；细笔勾染的面部略有皴擦，画出了老人脸上饱经风霜的痕迹；直视手中选民证的双眼乐得快成了一条缝，合不拢的嘴巴更是把老人发自内心的那种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物形象的真切、朴实，开创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创作新风，1956年获“向科学文化进军”奖章。
《中国美术馆》：今天采访您主要目的是围绕《一辈子第一回》这幅作品的相关内容，请您谈一谈创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让后人对这幅作品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我们从您创作这幅作品的背景谈起吧。
杨之光（以下简称杨）：好！说到这张画要从我个人的经历讲起，1948年到1949年那段时间，我在台湾流浪，是在社会动荡、颠沛流离中度过的。这段时间我是尝尽了人间的艰辛，得不到社会的温暖和援助。后来回到大陆之后，经上海再转北京，考中央美院，所见所感，我的心态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种巨大的反差，有一种站起来了的感觉。《一辈子第一回》这幅作品，可以说就是这种“站起来了”的心态积累的产物。
《中国美术馆》：您在新、旧两个社会心态有着巨大的反差，那么您能详细谈一谈您在台湾的遭遇么？
杨：“二?二八事变”以后，台湾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在台湾，我沿着马路找工作，当时想找到一份很安稳的工作那实在太难了，工作找不到，生活就没有着落。碰巧一位在我上海家里做雇工的工人，这时候帮了我大忙。他有一个亲戚在世界书局工作。因为这层关系，后来我就到世界书局打工，站柜台卖碑帖。结果我站柜台的时候书还被偷了。为什么书被偷呢？因为我站柜台的时候只顾上看书了，那个经理就对我说：“这不是你看书的地方！你是来工作的！”我就在想：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都没这么用心，现在流浪了反而倒用心看书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像这种辛酸的经历后来很多很多了，最后我在世界书局租了一小块地方，刻图章。刻图章也只能用假名字，小伙子十七八岁，谁会找你刻图章啊？我就挂了个假牌子——“上海明清世家 杨融石篆刻”，这个招牌放到现在就要打假了（笑）。那时候台湾刻图章的地方还不太多，也没人去追问这个“明清世家”，我就靠这个赚一点儿钱，勉强维持生活。
说到这里，话就多了。日本人时代，我在上海亲眼看见，过桥要给拿着刺刀的日本兵鞠躬。后来美国大兵进了上海，我也看见美国大兵任意打骂黄包车夫。这都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腐败他也垮不了台，我们那时候游行，用一根油条挂在横幅上，为什么？因为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够买一根油条。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个人的前途根本没法去想。这么一种环境，普通老百姓你能有什么地位？都是弯着腰、低着头做人。站不起来，做人哪有尊严？
《中国美术馆》：您回到大陆之后，又是怎么去考中央美院的呢？
杨：当年考中央美院，我本来是拿了沈钧儒先生的推荐信要考研究生的，徐悲鸿先生劝我，还是要从基础学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听从徐先生这个选择是对的，让我能接受一些素描、水彩的教育，能把这些和中国画的笔墨融会起来，对我后来都有莫大的好处。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武汉中南美专教课，教水彩，1953年我就当了水彩教研室的主任。
《中国美术馆》：《一辈子第一回》这幅作品就是您这个时期的创作，当时好像中国画并不是太受重视，您是怎么想到搞中国画人物的创作呢？
杨：当时国画不受重视，这话说对了！当时有一种观点是只有油画、水彩才能反映现实，国画就不行。我就不服气，我的心思还是画中国画。因为我从小就对中国画、中国书法感兴趣，也临摹过一些家藏的中国画原作。我感觉中国画的人物比较薄弱，就一直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我这个人个性又比较强，不达目的不罢休。当时，虽然我只有二十几岁，年纪小，但是我不同意那种观点。我坚信，中国画发展了上千年，依然可以反映现实，而且可以很好地反映现实，中国画有很多好的传统，并没有得到发扬。于是我一边教课，一边搞中国画人物的创作。
画《一辈子第一回》的时候，正好是第一次全国普选。我当时很震动，我的感觉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历经艰苦回到大陆，那种反差的感觉比一般人强烈得多。我觉得一个人站起来做主人，太幸福了！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身边的生活已经改变了！
《中国美术馆》：据说这幅画的创作和您身边发生的一个故事有关，您能谈谈这个故事么？
杨：这幅画是有一个故事。是我的老同学杨澄（杨杏佛之子）跟我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的母亲。他说到他的老母亲拿到选票之后，就翻出装首饰的盒子，把选票和首饰放到了一起。他妈妈是美国留学生，解放初期才回来，见过世面的。
她这个举动很有代表性的。这张选票代表什么？代表中国人站起来了，一辈子第一回站起来了，这是一句口号，我要把这种政治的口号变成具体的形象。我在美院读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到邯郸乡下去写生。当地老乡赶集都会把身上的钱用手绢包起来，这个动作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全国大选，我身在武汉。我就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这个农村老太太拿到这张选票，会怎么办呢？我想到这个动作，这个形象一下子就有了。把他妈妈这个动作和农村老太太的形象这么一串，我的这张画的基本构思就有了。
《中国美术馆》：您为什么选择老太太这个形象呢？
杨：老太太是个什么形象？佣人是这个形象，底层的妇女是这个形象，老妈子，没有文化，朴实得不得了，一辈子受苦，满脸皱纹，翻了身，笑出来了。这个笑是跟政治生活连在一起的，不是一般的抱孙子的笑。我感觉这个形象是高度概括，把生活、艺术融合到了一起。
《中国美术馆》：您创作这幅作品用了多长时间，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杨：这幅作品从有构思到最后完成创作，一共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当时大选，时间很紧，而这些形象是早就存在于脑海之中的。
这张画初稿完成之后，我请一位老先生看，他说，中国画哪有半身像这样搞法的，这是宣传画嘛！如果说宣传画是贬义的话，我也不同意。为什么国画就不能画宣传画？我这个人就是犟，我认准的事就一定去做！当时我嘴上没说，心里却不服气，人家说中国画不能这么画，我就这么画，怎么样？当时的舞蹈是前苏联的舞蹈，绘画是前苏联的绘画，我个人感觉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比较僵化，但在当时那么做的就是主流，用中国画画宣传画公开发表的，我这应该是第一幅。当时我那么搞，有点像现在搞前卫绘画的处境。现在我对我的学生们还讲，你们老师当年也是前卫画家，也是不被认同的。（笑）
《中国美术馆》：您的这种创作思路在当时是前卫的，那么是什么支持着您一定要去搞这样“前卫”的创作呢？您是得到了什么人的指点或者是受到了什么作品的影响么？
杨：我最佩服蒋兆和的《流民图》，我虽然没有得到蒋先生的指点，但是看到《流民图》，那里面对人物的刻画，对我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流民图》的影响有多大？当年刚一展出就被日本人给封了！这就是事实！用事实来驳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或者不善于反映的论调是最有力的，我也要这么去做！中国画的薄弱环节是人物画，但是中国画经过数百年发展，不仅能够反映现实生活，而且是独树一帜地反映，绝不是跟在人家列宾后面反映。比如老太太脸上的一根一根的皱纹，这些皱纹代表着以往生活经历的沧桑，皱纹都是用中国画写意的线条来表现的，这是世界上其他哪个国家都没有的表现手法。这就是中国画人物画的独到之处。在那个时期，我又画了一系列这种风格的画，像《耐心教，虚心学》等等。
《中国美术馆》：这幅作品发表了以后获得了“向科学文化进军奖章”，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奖项的？在后来，特别是‘文革’之中，这幅作品又有怎样的遭遇呢？
杨：这张画发表后，还是有争议的，报纸杂志上也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争论这么搞到底是不是中国画。后来得了“向科学文化进军奖章”，当时又是开大会，又是发言，就是肯定这张画了。我主要的还是心理上的感觉。要说对我最实际的帮助，就是解决了我入党的问题。我是从台湾回来的，入团申请书都写了多少次，更别说入党了。这张画发表得了奖，对我入党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文革”之中，杨之光被打倒，被说成潜伏特务，我的很多作品被说成是黑画，这张画倒没被划成黑画。
《中国美术馆》：您创作这幅作品一共有几稿？在工具和材料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杨：这幅画一共是两稿，（中国）美术馆收藏的这幅是第二稿。《一辈子第一回》这张画不是用宣纸，而是用高丽纸画的。中国画的线条不完全是素描的线条，中国画的色彩也不同于水彩的色彩，这幅作品我当时主要考虑的是高丽纸能更好地表现这种线条和色彩。

（采访/文字整理：田达治）

作者介绍： 杨之光，男，汉族，出生于1930年。广东揭西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当代著名国画家。曾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为岭南艺术专修学院院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名誉顾问、广东省文史馆名誉馆员、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岭南分院顾问。1997年到1998年间他将毕生心血创作的全部作品共1200件分别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广州美术馆及广州美术学院。广州市政府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内还专门建立“杨之光艺术馆”。

参考资料：http://www.namoc.org/msg/cbw/qikan/qk_2006/200604/200604/t20060425_21453.html

Answer 2

作品图片传上来，我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