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世纪，中国和欧洲相继进入封建社会晚期。与封建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相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在旧大陆两端勃兴。在欧洲，便是著名的
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则是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
王夫之等哲人掀起的进步思潮。两者相比较，于同异之间，可以窥见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条件孕育出来的两种文化类型
中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存在着明显差异。贵族庄园制经济、骑士封建制度是中世纪欧洲的主要特征；而地主小农制经济、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基本格局。然而，无论是中世纪的欧洲还是中世纪的中国，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的本质是近似的，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封建主占有土地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奠基于此的封建
意识形态，在东方和西方也存在着共通之处。
第一，欧洲——人本型文化，中国——伦理型文化
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在抨击封建蒙昧主义时，高度肯定“人”的价值，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以“人”为本，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他们要求最充分地发展人的个性，满足人的欲望。从这一思想主流来看，欧洲早期启蒙文化可称为“人本型文化”。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虽然也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欲”的正当性。但是，他们更为重视“人”对社会、对国家的伦理义务，认为只有在这个范畴内，“人”的价值、“人欲”才具有合理性。例如王夫之，他一方面提出“珍生”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行天理于人欲之内，而欲皆从理”⑦。特别强调“仁”的意义，在他的未来国家蓝图里，君主“仁天下”，庶民“亲亲”，充满了理想的伦理道德的诗意。顾炎武、戴震等尖锐批判程朱理学中特别反动的部分，但又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仁义是道德的最高范畴。当然，明清之际启蒙大师们的伦理思想不能与传统的、腐朽的伦理思想等量齐观，其中已包含有批评传统的因素，但从他们对伦理道德的高度重视来看，我们不妨说，中国早期启蒙文化具有浓烈的“伦理型”色彩，这与
欧洲文艺复兴重视个人的人文主义文化路线是大相径庭的。
第二，欧洲——重科学，中国——重政务。
文艺复兴的巨大特点是近代自然科学高度发展，造成这种情势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作用，但文艺复兴大师们的倡导与实践，在其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
达·芬奇便热烈倡导人们把视线转向对大自然的研究。他不仅以巨大的精力从事艺术创作，以名画《蒙娜丽莎》、
《最后的晚餐》向中世纪神学挑战，而且以极大的热情进行浩繁的科学实验，并在应用科学上作出了大量卓越的发明和创造。“英国
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号召人们冲破封建蒙昧主义的迷雾。从近代自然科学在文艺复兴中的地位以及文艺复兴大师们对自然科学的普遍重视来看，欧洲早期启蒙文化具有鲜明的近代自然科学色彩。
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大师们同样是那个时代博学多才、具有巨大总结性与创造性的巨人：王夫之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推进到一个灿烂的阶段，黄宗羲的
《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史，顾炎武“复兴汉学”的实践开后人“汉学”研究之先河。但是，从启蒙文化的范畴来看，明清之际的启蒙文化富于强烈的政治性，近代自然科学的色彩相对淡薄。在启蒙大师的行列中，尽管也产生了徐光启这样近代科学的先驱，但其科学思想在晚明学术界中影响甚微，以他为首的“西学派”只是当时士大夫群中的凤毛麟角。在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中，尽管也含有关于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的理论以及关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原理的论述，但在其哲学体系中，自然科学仍然只具次要地位。综观几位哲学大师的主要著作与言论，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所全力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命运与民生的疾苦。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中的大多数往往从青年起便“以天下为己任”，论天下之事。在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积极参加抗清活动，表现出与民族共命运的决心。顾炎武更是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们莫不对在封建经济、政治重压下辗转呻吟的民众表示深切同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弊书》中广泛披露了当时人们所受的深重压迫，发出“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⑧的呼吁。因此，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在勾勒自己的理想社会图景时，无不提出“平均地权”的种种主张。如黄宗羲提出“平均授田”论，顾炎武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颜元认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总之，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强烈关注，与政治斗争的密切联系，是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重要特点。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注重自然科学有着明显的差别。
二、对欧洲与中国的早期启蒙文化在两个方面差异的归结
第一，二者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就是对“人”的看法上的差异。
将二者之间的本质性差异看做是对“人”的看法上的差异的理由，即在于欧洲是以个体的人作为价值取向的核心，强调人的个性而非群体性，注重个人的价值和意志，倡导个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思考和探索而形成一种重视科学的精神，这样就形成了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中国则注重群体的人而对个体的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强调人的伦理宗法，重政务而轻科学，这些启蒙思想的出发点是向君主建议如何对人民进行统治，这样就形成了浓厚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传统。二者之间之所以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其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不同是造成两种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水平显然超过中国明清之际。意大利的
佛罗伦萨在15世纪前后已建立了初期
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形式——城市共和国，1338年就已拥有银行70家。而明清之际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之相比，则显得较为嫩弱。从发展空间来看，资本主义因素仅仅局限于江南一隅；从发展程度来看，商人资本既有投资手工工场、支配生产的一面，但大量的却是流向土地。农村中经营地主一方面雇工直接经营土地，另一方面却又保持旧有的剥削方式。在严密、完备的封建结构的制约下，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缝隙里挣扎。这就决定了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发育不良，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其近代色彩不如欧洲文艺复兴那么浓厚，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也不及文艺复兴。
其二，欧洲和中国早期启蒙文化之所以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还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存在着巨大差异。灿烂的古希腊文化，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源头。而希腊文化具有如下鲜明的特色：首先，个性原则是希腊精神的基本性格，个人都保持他自己的地位，专注于个性的发展。这种民族精神必然推动人们对个人实体价值（包括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追求。其次，在古希腊文化中，哲学具有重要地位，而古希腊哲学又发端于自然科学，以对自然普遍原理的求索肇始。这种学术途径导致希腊思想家在冷静观察自然、思考自然的思维活动中，普遍具有追求严密的公理化系统的倾向，与此同时也造就了古代希腊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结为一体的特点，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本身也就是自然科学家。如杰出的
亚里士多德不仅在哲学上建立了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而且在自然科学上也颇有建树，成为负有盛名的物理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天文学家。这种希腊精神元素在欧洲广泛地播下了种子，欧洲早期启蒙文化的人本主义倾向以及对自然科学的高度注意，当然是那一时代历史土壤的产物，但希腊精神元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漠视。
第二，中国文化长河源远流长，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术可谓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之母。
先秦诸子学术对后世文化以及民族精神都造成巨大影响。先秦思想主要体现在：首先，重伦理。
孔子是中国封建伦理学说的奠基人，他以“仁”为至德，而把孝悌、忠信等都从属与仁的总原则之下。
孟子又将孔子的道德学说加以条理化，提出“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道德条目。儒法两家学说尽管不同，但全神贯注于道德伦理同样是法家学说的潜质，如管子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总之，由先秦思想家构造起来的伦理学说，其历史土壤是宗法家长制，而它一经产生，便对中国传统精神产生巨大影响。其次，重政务。如果说希腊哲学发端于对自然界的惊异之中，那么先秦哲学则产生于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
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各派思想家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展开一场空前规模的学术大辩论。正是在这空前活跃的氛围中，先秦诸子学术得以诞生。因此，与探索自然奥秘、关注自然科学的希腊哲学不同，先秦学术基本上是政治哲学。而正是在高度重视政治事务、政治方向的先秦学术中，产生了关注民众力量的民本主义，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便是这一思想的最好阐释。这一民本传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思想造成极为强烈的影响。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是那一时代的精神产品，但启蒙大师们从中国古代学术中吮吸养料时，先秦学术的重伦理、重政务的传统精神便在早期启蒙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和中国的早期启蒙文化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不同的历史土壤、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的产物。对比中国和欧洲中世纪末期的进步文化思潮，既可以看到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对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历史运动进程的制约作用，又可以发现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因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以及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一般规律的制约下，又各自展示出千姿百态的不同表现，这就是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