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22年《呐喊·自序》中谈到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的经历，说微生物课课余，教师照例放些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给学生看，其时正当
日俄战争，有关战事的画片自然较多，而作为满堂日本学生中唯一的中国人，“我在这一个讲堂中，却须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
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幻灯片事件”早已进入民族的集体记忆。但“幻灯片”还有一个版本，亦见于鲁迅（1926年
《藤野先生》）：“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演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面：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课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每当看到日军胜利的画面，日本同学照例就欢呼鼓掌，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喊“万岁！”，“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砍头”在这里被写成“枪毙”，这并非鲁迅的疏忽。随后的文字也为“枪毙”提供了
佐证：“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醉酒似的喝彩。”但枪毙现场不同于砍头现场，围观者不能抵近行刑者和受刑者（站在左右），而须站在后方稍远地方。这给照相机镜头带来一个难题，不能像拍摄“空间密集”的砍头场面一样，将处在中心的行刑者和受刑者与呈弧状远远站在后方的围观者同时收进一个画面且同时保证所有人表情的可辨。鲁迅显然对摄影颇为敏感。既把砍头改为枪毙，就得相应调整整个场景的
景深和人物排列，于是不再有“站在左右”一说，不再提“麻木的神情”。换言之，不再是幻灯片上中国人“麻木的神情”震惊了他，而是同看幻灯片的日本同学的“欢呼”刺激了他。在《呐喊·自序》中，视觉（我-幻灯片）更具震撼力，在《藤野先生》中，听觉（我-日本同学）压倒了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