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8-20
历史上的宋朝，经济就极为发达，甚至到了“贩夫走卒皆蹑丝履”的地步。除了有发达的经济，同样有完备的社会救济系统，所以宋朝是唯一没有全国性大起义的朝代。
宋朝大搞社会工程，通过雇佣农民，将钱流入百姓手中。而百姓通过消费，增加了宋朝的赋税收入，将钱流回了政府手中。而且，宋朝的粮食更多的是从市场购入，由于粮食有了销路，农业就极为发达。自宋之后的将近1000年，农业技术都没有什么本质的提高。可见宋朝当时的农民生产积极性。
但是，无论如何，宋朝都不是一个工业国。而对于一个农业国来讲，财政收入本来就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实际上，囤积货币本身并无任何意义。货币是要变成生产资料，才会有巨大的好处。
对于国家来讲，囤积货币更是没用的东西。只有货币购买了物资，或者购买了劳动力，国家发行的货币才算是起了作用。
所以财政是否赤字，本身对于一个农业国并无任何意义。宋朝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银行系统。只有负责任的皇帝和朝廷，才会注意是否赤字。幸好，新宋里的皇帝和朝廷都算是负责任的。
新宋里，我们要考虑一下到底这些钱都花到了那里，起了什么作用。
十月担心交钞问题，估计主要是担心通货膨胀问题。但是我觉得至少在一定数量内，是没有任何必要担心的。关于这个“一定数量”到底是多少，我进行一点分析。
通货膨胀，是流通市场上的货币量大大增加，而流通物资则没有相应的增加，所以物价上扬。
十月担心通货膨胀导致经济问题，但是我认为至少从熙宁十三年开始的四年内，朝廷增发三千万贯以上交钞的时候，才会导致这个问题。而增发三千万贯交钞对于书中的朝廷有极大的难度，所以理论上，我认为不会因为增发货币导致问题。
原因如下。
一、劣币驱逐良币
国家铸铜钱花费极大，而印刷交钞就容易的多，在保证固定货币发行量的情况下，发行交钞对于国家的好处极大，所以可以相信，宋朝朝廷会不断减少铜钱的发行量，而增加交钞的发行比例。
宋朝的铜钱外流速度很快，因为宋朝的铜钱质量好。相比较起来，交钞绝对是劣币，铜钱有其本身的价值，而交钞只是个货币符号而已，本身价值极低。所以。在铜钱不断外流的同时，交钞铁定不会外流。这本身就在减少流通市场上的货币量。增发的交钞中的一部分，就被铜钱的较少而消化掉了，流通市场上的货币量并没有像户部计算的那样增加那么多。
按照大概的估算，宋朝周边的辽国，高丽，日本，这三国都在使用宋朝的铜钱，他们的经济规模每年至少从宋朝得到三十到五十万贯铜钱。从熙宁十三年开始，到熙宁十七年，就有一百万贯以上的铜钱流出宋朝流通市场，这本身就已经缓解了流通市场上的货币量。（抵消交钞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
二、货币信誉
货币的信誉度，特别是交钞信誉度是国家的信誉度来支撑的。宋朝经济势头良好，国家对外战争屡屡获胜，特别是灭西夏之后，国家的信誉度将空前高涨，所以囤积物资避免风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国民不会怀疑交钞。
而交钞本身可以纳税，可以流通，和现在的纸币并无任何不同。不用担心民众非得用交钞兑换铜钱或者金银的风潮。按照现在的国家态度，他们也是把交钞当成标准货币使用的，而不是当作辅币，国家如果不遇到极为特殊的情况，不会改变这个思路，所以交钞的法定地位也是稳固的。
三、货币发行的目的
现在的交钞问题核心在于，国家没有钱，铸铜钱速度慢，耗费大，所以发行交钞就是为了尽快地解决军费。这个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过历史上的小株钱，铁钱的发行，不也是国家要为敛财而作的，这是国家应对中央缺钱而采取的措施，比较起来，交钞因为花费小，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节约了国家的成本，而且控制了下面的人私铸货币，这样看，户部说是多发行了多少交钞，真的就是多发行了多少交钞，成本大大降低。
因为交钞并不是进入了某些利益集团的手中，而是引入了流通市场，变相的掠夺了民众的物资，民众们最终有了交钞。而付出了市场价的物资。这个发行目的固然不纯，但是至少也算是很正当的理由和途径。（抵消交钞一百万贯）
第2个回答 2013-08-20
宋代财政史研究的重点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宋代是传统历史中第一个开始全面推行以两税法为标志的财产税的王朝，而且这个王朝其它的各种赋税也都不同程度地处在向财产税转化的过程之中。其二，自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瓦解、募兵制登上历史舞台，到宋代，国家正规军几乎完全由招募的雇佣军兵所构成，军队的数量超过百万，这就使得国家军费开支规模远超过唐代。所以也是从宋代开始，由于军费负担数倍于前代，财政在政务中的重要性提高了，真正构成了国家三大政务中的一支。其三，从唐代到宋代国家财政管理机构的演变，形成朝省户部与地方财政使职并存的局面。这三个方面，奠定了此后六七百年间财政史的基本格局。所以相对而言，以宋代财政史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具有更多的典型意义。
包伟民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本着从论题出发，而非从宋代既有的财政制度出发，紧紧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这一中心，总体上既不求全，具体阐述则追求深入发挥。在地方财政史研究的具体结论基础之上，点到为止地归纳有关中国传统帝制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性的结论，不求发挥。书中值得关注的结论有如下几点：
第一，宋代地方财政基本奉行以一路之资，供一路之即地方基本依赖本地财政收入、独立核算的理财精神。而当某一路分实在入不敷出时，中央更多采用的是直接调整其辖区的办法。以此形成了地方路级财政区。而宋代路级财政区的形成，无疑是中国传统帝制时期地方政区演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步骤。
第二，宋代国家财政的征收，每年由中央财政机关&计司督责各路转运司应办，转运司责之州，州责之县，县则科敛于民。宋代财政之分配，沿袭唐代用名，称为上供、留州、送使，其实质为上供、地方经费，及桩存地方的三部分。上供部分开支国家军政费用，桩存部分以备非常之用，并且由中央计司通融均不同地方的财政。随着冗官、冗兵、冗费三冗局面的出现及迅速发展，宋代国家财政危机亦随之形成并不断加深。在这一局面下，宋代国家财政分配关系中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自上供为始"，即以服从中央财政开支所需为第一需要。这使得中央拔留地方的经费开支逐渐固定化，而中央从地方征调的财赋却持续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财政相对于中央，在路、州、县各级，形成了一种"阶层性集权结构，每一阶层都尽可能地将下一级的财政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这一局面，使得宋代国家的财政控制系统呈现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内部无序的双重特性，使得国家的财政管理出现明显非制度化趋向。最终结果，则是整个社会承担了由各级官僚专制机构所带来的层层加码的沉重财政负担，从而严重妨碍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由此可见中央集权并不一定能带来秩序与效率。
第三，宋代赋税征收在税赋征调上常常不能循名责实、名实相符。这体现在两税税额的基本固定化与实际征收持续增长这一相对的两方面。为了不背上重敛虐民等恶名，拥有增税权力的中央政府表面上看起来很少增加新名目的科敛，但在实际上却用不停增加从地方调拔的方法，将税赋增收的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确保财政收入而不问其余的做法，为地方官吏法外征敛、残暴腐败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第四，从地方财政区域间不平衡问题来看，北方地区力役、科率等方面的重赋现象，构成了长期以来宋代全国经济中心南移趋势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第五，税赋征收阶级性不平等，历来都为研究者所重视。包伟民提出的新的见解是，从税赋征收的对象来看，国家主要征收的是有产阶级，而在实际征收中有产阶级以诡名挟佃或诡名挟户等方式将税赋责任转嫁给有产者下层及无产者。同时，以财产为基础的赋税公平征收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宋代出现了反复，这表现为征榷这一间接税实际仍以人丁为基础进行征收。政府和富豪通过种种制度和非制度化的手法，加重社会下层的税赋负担，增加了宋代税赋征收阶级性不平等性。
宋史研究成果北宋多于南宋，而对南宋史的研究又往往是前期多于后期，使南宋后期历史研究成为宋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领域。主要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零散给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张金岭《晚宋时期财政危机研究》着力收罗散缺的材料，爬梳南宋后期财政危机的状况，及其与南宋政局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财政危机不断加深的原因。在军政开支不断膨胀而各项收入逐渐减少的常规财政原因之外，该书提出了"士大夫无耻"这一似非而是的重要原因。士大夫是宋代社会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南宋初年宋高宗与秦桧等当权者的相继摧折、毒害和不良政风的影响，到了南宋晚期，大多数士大夫缺乏社会责任感，名节沦丧，苟且偷安，因循度日，甚者玩弛政令，贪婪腐化，侵蚀财政。作者用古代义利概念阐述了士大夫道德与社会财政之间的关系，他说：在义利关系上，我们应当坚持经济是道德的基础，但是也要坚持义对利存在一定的调节与控制作用，在具体的局部的问题上义对利有时还会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社会生活常见的现象。观念、风气一旦抓住人，就会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去完成其自身的使命。"这就是南宋晚期道德水准下降的士大夫群体实际上在观念、风气和行政执行中对财政经济所发生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