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时满八旗军队共有多少?

如题所述

5000人,和大家平时想象的人数似乎颇有差距。不过5000人是实际打仗的披甲人,应该还有不披甲的余丁随行作为劳役、民工、差夫之用。这个比例应当小于平时的60:140,不过我们姑且仍按此计算,则皇太极的军队总数在16000人左右。

以上只是满八旗的兵数,事实上如前所述,这次入寇还有若干蒙古兵。以下再试论蒙古兵之数量。

在崇祯二年入寇之时,蒙古八旗根本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投奔后金的蒙古部落,编为牛录的,大部分归于满八旗之下。这就是为何八旗下有近20%蒙古牛录的原因。比如喀尔喀部,按《满洲实录》卷7,天命六年时喀尔喀部内古尔布什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来投,努尔哈赤赐其一满洲牛录,另编蒙古一牛录,归其名下。因此,和后金联盟有些日子的蒙古部落如喀尔喀,本来就是属于满八旗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已经包括在之前的估算中。

我们这里要计算的蒙古兵数量,主要由4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当时已经编成的独
立的蒙古二旗,其二是科尔沁部外藩蒙古,其三是奈曼、敖汉等新归附的各零星蒙古部落,其四是作为向导的喀喇沁部。按《老档》,《实录》等史料记载,皇太极大军于十月初二于盛京起行。初四,扎鲁特部来会。初五,奈曼、敖汉、扎鲁特部等来会。初六,巴林部来会。十五日,科尔沁大部共二十三贝勒领兵来会,扎赖特部本来要来,走了一半又回去了。二十日,驻喀喇城,会合喀喇沁诸部。二十七日,前锋开始攻打龙井关。

先说蒙古二旗。八旗中本无蒙古旗,天命七年,科尔沁、兀鲁特诸部率三千余户人口来投,于是有了另设蒙古旗的必要。《满文老档》40册,努尔哈赤说:“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这就是蒙古二旗。这二旗共三千余户,按每户平均一兵计,即3千兵。到了天聪二年,人数略有增长,姑且算为4千兵。这些兵是否全数入关,史书不载,若和满兵同例,按1/3入关,则才1千余。这里我们按极宽松的计算,且当有2千兵。

科尔沁部的小部分被编入蒙古旗,但大部分仍然保持独
立外藩的地位。这些部落后来被正式收编,编成牛录,隶属于旗下户口。按《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条,皇太极派人前往科尔沁部会盟并统计人口,查得科尔沁诸部共有甲兵6,539人,22,308家,共编成448牛录。

除了科尔沁部,另率兵来会的还有奈曼、敖汉、扎鲁特、巴林等零星部落。同样按《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条,皇太极之前也曾派人编定整个外藩蒙古的牛录数,共有甲兵5,456人,19,580家,编成384牛录。奈曼等部均包括在其中。

这样,把以上两个数字加起来,共有11,995兵。但上面两个数字是存在重叠的,比如“班迪额驸”,“索诺木”,“达尔汉卓里克图”等名字在两个统计里面都有出现。我们姑且认为科尔沁加上所有其他的外藩部落总甲兵1万人,但这个数字的统计范围还包括茂明安部、翁牛特部、乌喇特部等似乎未在崇祯二年随皇太极入关的部落,而且这个统计是在5年之后。其时蒙古被征服已久,各个部族基本全数归附。推回到天聪三年,先不考虑人口滋生的因素,当年喀尔喀五部、敖汉、奈曼等刚刚被征服,并没来得及完全消化,因此总兵数显然更少。

试举数例:此次入关科尔沁蒙古的总统率“土谢特额驸”,他5年后已是亲王,手下不过有甲兵总数936人。在23贝勒中,如卓里克图,他5年后也是亲王,不过有兵587人。大、小桑阿尔寨加起来有671人,穆寨才有240人,索诺木更仅有130甲兵。这还都是5年后的数字。我认为在这次入关中,如果亲后金的各漠北蒙古手下能有总数8千甲兵,应该已经不算低估。这些兵假设有一半随皇太极入关,则最多4千左右。

再举一例:巴林部来合兵时,因为迟到,再加上战马瘦弱,给皇太极责骂了一顿。众贝勒郑重其事地会审,处罚却只是战马“十匹”,可见这些小部落来的人数决不会很多。

最后,不要忘记还有作为引导的漠南蒙古喀喇沁部,人数不详。不过到了7年以后,皇太极编审整个喀喇沁部落(还包括察哈尔),总计共有16,953名壮丁,分为十一旗。其中9,113名分配给喀喇沁和土默特左、右翼部,剩余的7,830丁和旧蒙古牛录合并,形成新的蒙古八旗(以上见《八旗通志》)。要注意的是,这16,953个壮丁中有大部分是皇太极把林丹汗打得逃往青海,死于途中,完全获得了对漠南蒙古的宗主权之后才来投奔的,因此把他们分为新收编的外喀喇沁和旧投降的内喀喇沁,其中外喀喇沁占了大多数。天聪二年作为向导的,只能是内喀喇沁,或旧喀喇沁的一部分。按赵德贵《清前期蒙古旗分佐领研究》(《满学研究》第七辑)统计,在《八旗通志》里这些牛录前后达30多个。如果简单估计,旧喀喇沁占编制时全部丁数的30%,那应该共有5千丁左右,即约2千兵。
,打得火花四溅,还远远没有征服整个漠南蒙古。喀喇沁几个月之前还在跟明朝做生意,向袁崇焕买米,首鼠两端。事实上,只有到了天聪五年,把林丹汗打得逃往青海,死在途中,彻底消灭了他的势力之后,皇太极才完全获得对漠南蒙古的宗主权。这样,天聪二年蒙古联军的总数,如前所述,蒙古二旗2千加上科尔沁、奈曼、敖汉各部4千,加上喀喇沁部2千,总数当在8千左右。这已经是按宽松标准的计算,我想应该不会低估。事实上后来《太宗实录》说莽古尔泰等率左翼蒙古骑兵共2千攻击袁崇焕部,证明蒙古军的总数也就是数千左右,我们的估计并不离谱。

有一个地方需要澄清。可能一些人会见到《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月庚申有“大军次纳里特河,是日,察哈尔国五千人来归”的记录,认为蒙古人为数众多。《清史稿•太宗本纪》后来照抄了这段文字。但按《满文老档》:“初九日,驻纳里特。是日,有五名逃人骑马由察哈尔来归。”可见《实录》或是翻译错误,或是手抄错误,把5人记做了5千人!事实上,察哈尔当时还是林丹汗控制之下,哪可能有5千人来投!就算来投,也是平民为主啊。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把蒙古军总数计为8千。

最后,还有人提到包衣家奴的问题。包衣分两种,一种是所谓的“户下”人,即户下奴仆壮丁。这些人不算入户籍,是私人的家奴。按照通常情况,户下人不准作官应试,也不准披甲当兵。曾有人让家奴代披甲而论罪的例子,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家奴才得以随军出战。这种包衣是名副其实的奴隶,想要获得披甲的资格必须“开户”,正式登入牛录额丁的户口。就算出战,这些人也最多做做后勤管理杂务之类的工作,实际打仗极少,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次入寇有相关的记录。而且“户下人”总数也不多,天聪七年,以所有的户下汉人中每十人披一绵甲,充实汉军,共得1,580人(《实录》天聪七年七月)。可知当时户下人总数共有1万5千人左右。天聪二年就算有人随军,其数量决不能超过1千,而且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

另外还有一种包衣,即所谓的“旗鼓人”。简单来说,这是皇帝的直属包衣奴仆,但在法律权利上和户下人不同,享有和后来汉军旗人同等的权利。他们不但在旗籍,可以作官、应试,也同样负有披甲,纳粮的义务。严格来说,不算“包衣”的一种,而可视之为皇帝的私人侍卫队。曹雪芹的先人曹寅,就是旗鼓包衣,看他的权势,哪像是个奴仆!这在赵凯《清代旗鼓佐领考辨》一文中已经论述清楚。

当时旗鼓佐领究竟有多少个,我还没有找到资料,不过应该不多。从其“旗鼓”的名称上看,大致是掌旗擂鼓一类的职责。而且他们应该是皇帝的亲兵,和我们论述袁崇焕广渠门之战没有影响。

按以上讨论,把总数加在一起。满军作战甲兵5千加上蒙古军8千,披甲兵数当在1万3千左右,加上后勤、杂役、差夫、包衣、民工等等,我估计皇太极入关的军队总人数不会超过2万5千人。

比较史料的记载,这个估计也是合情合理的。比方说,金兵打下遵化这样的大城市,这是退出长城的咽喉要道,为了不被明军重占,掐断退路,理应留重兵把守。事实上皇太极也的确很重视,他派了军师范文程留守这里。但所留的兵力只有“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一共800人守这样一个要地(见《满文老档》19册)。可见金兵总数其实是捉襟见肘的。

稍作简单的估计,金兵如果总数2万5千人入关,留一些守遵化,留一些守道路和交通要点,一些作为侦探,加上一些战斗损失。到北京城下恐怕最多有2万人,其中实际作战1万人。皇太极再次分兵,自己留两黄两红旗加上蒙古一旗为右翼,在德胜门和满桂交战,而莽古尔泰等率剩下的左翼军在广渠门和袁崇焕部交战(以上同见《满文老档》19册)。这样的话,恐怕袁部面对的至多有1万人,其中披甲兵至多5千人。

如此看来,《太宗实录》说:“莽古尔泰等……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应该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离谱!莽古尔泰对袁部三个阵地实行骑兵冲击,于是率蒙古部2000左右的骑兵出击,似乎是完全在我们的估计范围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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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8-17
按通常的说法,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将四旗扩展为八旗时,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每五牛录立一甲喇额真,每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一固山就是一旗,共有八旗(见于基本史料如《满洲实录》,《八旗通志》等)。这样计算的话,每旗共有25个牛录,也就是五五制。每牛录300人,则每旗7500人,八旗共6万人。

当然,这个数字略微有些疑问。因为《八旗通志》接下去就写道:“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这样加起来一共就有400牛录。如果按五五制,那么八旗应该只有25×8=200个牛录,《通志》记载牛录的数量一下子就多了一倍。但史料有时候互相矛盾,比如《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闰二月做过一次统计,八旗加起来共有231个牛录,与《八旗通志》不符。我们暂时不理会争论,以《老档》为准,毕竟后者更符合五五制的描述,大约接近于真实情况。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便持这一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还没有蒙古八旗和汉八旗。所谓的蒙古牛录和汉军牛录都是满八旗的一部分。而满人牛录其实也是满人、蒙古人和汉人的混合。满八旗不是纯粹满人组成的。毕竟到了入关前夕,满八旗也只有牛录318个,初创时不可能有400个,要不就是这400个其实都是半牛录。

那么,按照《老档》,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努尔哈赤在1621年有300×231=6万9千人呢?显然也不行,因为虽然一个牛录定额是300人,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牛录都是不满额的。按《历代八旗杂档》,可以见到牛录的编成其人员数量浮动相当之大。如尼玛禅部下只有55人,就编成半个牛录。伊勒慎只有25户,编成一个牛录。雅瑚和恩格图都只有18户,分别编成一个牛录。法都带领50余户,编成半个牛录等等。按通常的情况下,每户平均二至三人不等(这里的“人”是“丁”的意思),最多也不过几十人,则18户就可以成为一个牛录,其至多只有一半的定额。从资料来看,大部分的牛录都是不满额的。

那么,平均一个牛录到底有多少人呢?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不过皇太极继位后,把每个牛录的定额改成了200人,大概这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数字。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时代的牛录平均人数实际上约是定额的2/3。这样来看,八旗初创之时,约有总人数200×200=4万人。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数不是总人口,而是“丁”的意思,也就是16至60岁的男子。按通常的一丁对五口的比例,这说明那时后金有总人口20万左右。

更要强调的是,这4万人并不都是兵士,不知道为什么许多文章简单地把八旗的总丁数当作八旗的总军力。虽然后金是全民皆兵的部族,也决不可能国内所有16-60岁的男人都同时当兵出战。实际上,后金的兵与丁之比例是史有明载的。皇太极曾经向抱怨差役繁重的汉官说,你们抱怨差役苦过满洲人,但“满人出兵,三丁抽一”。要是让你们也三丁抽一去打仗,你们以为如何?(《太宗实录》天聪八年正月)当时对没有编入旗的汉人是实行二十丁抽一兵役的,已是极为劳苦,而八旗三丁即有一人当兵,则是典型的不分兵民的表现。但绝不能认为所有的旗人都是士兵。

事实上,当兵的旗人叫做“披甲人”,暂不当兵的旗人叫做“余丁”或者“闲散”。虽然理论上每个旗人都有当兵的义务,但实际上披甲的比例最多也不过是努尔哈赤时代的二丁抽一,已是极限。天命年间有时每牛录披甲一百多,到了皇太极手里定额为每牛录六十甲。

“每牛录满洲三人中许一人披甲,以六十名为常数。其中或多或少,务于三人中选一人。他牛录甲虽有余,亦不许补不足。”(《太宗实录》崇德六年三月甲子)

因此,在皇太极时代,每牛录丁数200,其中披甲人60。披甲的比例是60/200=30%。大约来说是三丁披一甲。

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时究竟动用多少兵力了。按前面的讨论,入寇时每牛录出兵15-20人左右,而一个牛录的总兵额是60人。所以,皇太极入寇时的兵力是当时八旗总兵力的1/4到1/3左右。而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倾巢出动,大本营一个不留。事实上,后金出动1/3试探性地迂回深入已是相当多的兵力,到甲申年山海关大战这种一赌国运的时刻,多尔衮也只有出动了总兵力的2/3而已。

但我们还是不清楚后金的兵力总数。这就涉及到后金总兵力是多少,或者说,后金当时一共有多少个牛录的问题。

我暂时没有天聪三年的数字,不过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八旗初创时总共有200个牛录,按《老档》,到了天命六年增长到231个。天聪八年,皇太极宣布把每旗的牛录数定为30个,总共240-260个牛录。再按光绪《事例》卷1111,统计皇太极末年,也就是崇祯十六年时,满八旗共有牛录(佐领)318个。因此,大致可以判断,天聪三年入寇时,满洲八旗的总牛录数在240-250左右,应该不会差太远。按照太宗朝一牛录(佐领)200人的定制,则当时共有壮丁5万左右。再按照每牛录60披甲人,共有作战士兵1万5千人。

1万5千这个数字,从另一些材料中也能得到验证。例如《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载,崇德二年,八旗共有纳官粮丁31,889人。所谓的纳官粮丁,就是不披甲的余丁,他们并不出战而是负责耕种,所以有纳粮的义务。按三丁抽一的比例,可知兵数与余丁数应是1:2,即兵数是纳粮丁数的一半,即16,000左右。这是崇德二年的数字,天聪二年自然较此数更少,因此1万5千兵数的估计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八旗总共有1万5千兵,其中约1/3随皇太极入关,即实际入关的士兵只有5000左右!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3-08-17
八旗分别是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镶黄,镶蓝旗,镶红旗,镶白旗。定三百人为一牛碌,五牛碌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旗,共六万人!
第3个回答  2013-08-17
八旗制是清代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由太祖努尔哈赤在女真人牛??制基础上建立的。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始建四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和正红旗。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增设四旗,称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和镶白旗。定三百人为一牛??,五牛??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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