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死,走狗烹 的 狡怎么解释?

如题所述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都是定远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结成姻亲);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汉,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对于刘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说: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激流勇退。(朱)元璋视其为张良,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言听计从。刘基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元璋每恭己以听,呼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剧色彩。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却轻信胡惟庸,听任他胡作非为,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凭他的权力威望,“胡家结党”他真的“说不倒”吗?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

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他要实行君主专制。想要一个人大权独揽。但臣是那些大臣是随他出生入死的人。他不好意思当面要回权力。也不一定要的回。就干脆来个兔死狗烹。杀了他们
第一,曾经的功臣掌握的权利太大,对其子孙的继位和权利的掌控有极大的威胁。其次,皇帝他本性多疑也是这件事发生的潜在因素。
我认为有3个原因
1:绞兔死,走狗烹
2:功高盖主
3:功臣都是他的老朋友,怕他们把堂堂皇帝做和尚,当乞丐的事情传开,就像春秋末年勾贱那样怕人说他在吴国为奴,吃夫差的粪便的事情传开,于是杀文种,杀老婆,还想把西施和范蠡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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