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对你有帮助将从治国、用人、用兵三个方面，尝试重新评价诸葛亮其人——
一、治国：
诸葛亮谈及理民，云“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当“薄敛赋，无尽民财”<2>，“闭境劝农，育养民物”<3>。此诚至善之言也。然而，刘备殁后，诸葛亮总揽军政十数年，其后蒋琬、费祎、姜维执政皆承亮制，他们的实际政绩究竟如何呢？
章武二年，刘备于猇亭大为陆逊所破，荆襄未复而巴蜀强兵良将尽失。次年备殁，亮主国政，行休兵息民之策不过二岁，即南渡泸水，其后又二岁，开始北伐。自建兴六年至十二年，与魏六次交锋，身死乃止。所谓“闭境劝农”，究竟能有几日？263年蜀亡时，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4>，也即每七户蜀民就要负担三名士兵和一名官吏，而当时吴的人口三倍于蜀，却只有“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5>。亮之息民，未知息在何处？
《蜀书·吕乂传》中盛赞乂“临郡则垂称”，因其为巴西太守时，“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6>。募兵出征，以无人逃窜为奇功而值得史家大书一笔，则未知其它各郡调发的兵役，逃亡者共有多少？要多么沉重的负担，才会把百姓逼上逃亡和隐匿的道路呢？陈寿称“黎庶追思”亮，“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7>，等等，这些话里有没有溢美的成分呢？郭冲赞亮乱世用峻法时，却言“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8>，这句话里有没有可信的因素呢？寿、冲尊亮则一也，称亮则异也，然则蜀汉吏民对诸葛亮究竟是怀德还是惧不敢言？
诸葛亮生前，当然无人敢言其非，亮殁，李邈上疏云：“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9>历代多斥邈为狂悖，后主愤而杀之，亦皆以为处置得当。然而，邈果何如人也？察其行事，面责刘备，直谏诸葛，裴松之名其为“狂直”<10>，岂谄存攻殁之小人耶？唯其狂直，故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而未料亮虽死，执政者仍为亮之门徒琬、祎等辈，邈乃因此被诛。诸葛亮之执政，得人心否？李邈所言非无因也。
综上可见，称诸葛亮为大政治家，证据不足，难以服人。
二、用人：
从来皆称亮清忠耿直，用人唯贤，独吴洁生先生在《论诸葛亮的错误和失策》<11>一文中责其陷害忠良、结党营私，是故吴文一出，立刻引来四面讨伐之声。细察吴先生之论证，固多捕风捉影，立异哗众之处，然而驳斥者也未必真能做到言之有征，责之成理。
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12>责亮则一，褒亮则九。其褒亮何？称亮举贤任能，而不以出身、籍贯为限也。谭先生还开列了一份诸葛亮《用人简目》，共计亮执政时提拔荆人廿六、蜀人廿九、它处人士八。但是，这份简目可靠吗？首先，所列如李严等，与亮同为托孤重臣，其次，如陈到等，为备旧部，他们于亮执政时有所升迁，功劳皆在亮吗？诸葛亮虽专独，总揽朝政，也未必能废积功或考勤累进的惯例吧。
细察蜀汉历史，有九位人才之死，诸葛亮要负一定责任。其一是刘封，史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13>究竟诸葛亮虑“易世之后”“难制御”刘封者为何人呢？褒亮者以为指后主禅也，贬亮者以为指亮自身也，孰是孰非，史籍语焉不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封之死，并非因为其罪当诛，而只因为诸葛亮“劝先主因此除之”。是以封死前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达）之言。”<14>——孟达劝封何语？达云：“若乃权君谲主，贤父慈亲，犹有忠臣蹈功以罹祸，孝子抱仁以陷难……其所以然，非骨肉好离，亲亲乐患也。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又云：“恐左右必有以间（封）于汉中王（刘备）矣。”<15>孟达真可谓料事如神！
其次是彭羕。史载“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以保安”<16>，刘备因此疏远了原本待之若子的彭羕，羕一怒之下口出怨言，终被马超告发，下狱诛死。亮若以其为非才，何必“外接待”？而既已“外接待”，又如何“内不能善”？“内不能善”也罢了，又为何进一步屡言且“屡密言先主”？亮何人欤！此岂君子之所为欤！
其三为关羽。众所周知，羽亡于骄傲自大，而这骄傲自大性格的养成，其实也有诸葛亮的一份“功劳”。当初“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17>亮因何要骄羽，欲调其性乎？欲自结乎？欲谄媚刘备乎？诚难料也，但这样做间接造成关羽的因骄致败，却是肯定的。
其四为孟达。达本是迎刘备入蜀的大功臣，后因与刘封不和而降魏。诸葛亮南征时闻达消息，乃使李严写书诱之，达遂阴谋叛魏，事机不密，为司马懿攻杀。达固自取死也，然而史载“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18>。诱人来而复疑之，又“不救助”，这不是故意网人嘛！
五则李严。严一名平，刘备病亡，“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19>，后又屡次升迁，名爵亚于诸葛亮。关于李严之被贬，史书上说：“（建兴）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20>乍一看，李严（平）确是罪有应得，但仔细想想，严何如人也？以一蜀郡降将而为刘备所重，使为辅政大臣，亮亦称其“部分如流，趋舍罔滞”<21>，不管其人心术如何，起码才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耍出如此拙劣的把戏来呢？正当诸葛亮秉政，后主尸位之际，而能不顾自己亲笔书疏落于人手，欺主责亮，此小儿不敢为也，严何如人，而竟行此拙技？察备殁后，李严逐渐丧失第一军事首脑的地位。先是诸葛亮南征北伐，悉出己意并亲自统兵，继而严从永安移屯江州，再以抵御曹真南侵之名兵赴汉中，日近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更干脆夺其兵权，使主运事，严随即获罪。世事之巧，有甚于此者乎？
三、用兵：
诸葛亮的《隆中对》，一直被誉为千古绝唱，然而过高估计其价值和所起的作用，却未免有悖于历史真实。首先，隆中对策并非独一无二。析其中心，不外乎据荆、联吴、取蜀三事。据荆、联吴，鲁肃之说孙权，即有“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以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42>等语，与之同出一辙。取蜀，又有张松、法正之说刘备，及周瑜之为孙权计。荆、益、扬，乃当时有志抗曹者所必争之地，川、鄂主暗而不能守则取之，东吴上下一心则友之；如此明显的道理，鲁肃、周瑜深知，法正、庞统深知，曹操亦深知，诸葛不过饰其词而顺其理而已，未必如俗传高出众贤之上也。
其次，隆中战略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据荆和联吴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体，如果只从刘备集团的角度去认识荆襄的重要性，而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孙吴集团也是必争之地的话，很容易使整个战略变成泡影。在这点上，鲁肃劝孙权借荆州于刘备以巩固联盟，其战略思想可谓相当的高明。诸葛亮呢？215年，刘备议还荆州于吴而复翻悔，并亲自东来与孙权对峙，险些造成联盟的破裂，后曹操入汉中，刘备惧腹背受敌，才割三郡而撤；221年，刘备不顾诸臣谏阻，提全蜀之师伐吴，兵败而几至国灭——这两次事件，他除备既败猇亭后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43>外，未发片言只语，更无缓和吴蜀矛盾的计策进献，较之鲁肃，实在逊色多矣。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诸葛亮并不如后世所传说的那样高明，而在战术上，陈寿亦早有“奇谋为短”<44>之叹。刘备绝代枭雄，知人甚明，于部曲中拔赵云、魏延，皆成一时名将；而终备之世，舍入蜀围雒不下，召诸葛亮与张、赵西援外，从未使亮统军。备卒，以国事托诸葛亮，以军事付李严，而亮不知以何种手段更进揽军权，遂开始其南征北伐的生涯。
后主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南征，“其秋悉平”<45>；其后从六年至十二年，短短七年间四次亲统大军北伐，不仅未能成功，甚至可以说寸土未得（俗传六出祁山者，建兴七年，陈式偏师攻武都、阴平，郭淮来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46>，此未必能算诸葛亮之功；八年，魏遣曹真等攻汉中，“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47>，亦不能算在诸葛亮北伐之列）。固然，不以成败论英雄，但逐一分析他每次徒劳无功的原因，却的确能够得出结论：亮非大军事家也。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叛魏应亮，关中响震”<48>，“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所有也，而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49>。诸葛亮行军力求其稳，不肯疾趋，昔曹操“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50>，遂于当阳长坂大败刘备，利有必趋者也；而亮计不及此，死抱住“必蹶上将军”的古训，其与赵括相差几希？
出兵前，魏延献计，称坐镇长安的魏安西将军夏侯茂“怯而无谋”，故欲请“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51>。而“亮以为此计悬危”<52>，不用。
魏延之计究竟是否可行，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兵家多以为奇谋，而文人多同意诸葛亮之见。杨伟立先生于《论诸葛亮北伐》一文的后注中分析道：“《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说：太和四年（230年），曹真攻汉，王肃上疏：‘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通鉴》胡三省注：‘谓子午谷之路，行才及半也’），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据此，魏延的估计是错误的。”<53>杨先生真可谓纸上谈兵矣！一者子午之路，不同于高速公路，从南往北与从北往南，行进速度未必相同；二者魏则正兵挺进必缓，蜀欲奇兵偷袭必急；况王肃于“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前，尚有“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悬而难继”<54>之语，杨先生独不见乎？以之责魏延不明，何其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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