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一向重视文化思考，以至于长期以来他被称为一位文化型作家。在新旧文化和东西文化冲突夹缝中的老舍无时无刻不领受着文化冲突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 “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而“你须担当得起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正是在这种痛苦中老舍艰难地进行着文化选择和文化建设。他宣称：“文化滋养艺术又翻过头来领导文化，建设文化。”首先，老舍对“文化”、“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什么是文化？”“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文化不仅包含典籍文化还包含非典籍文化。
老舍认为：“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而要矫正自己，充实自己，就“必须看到它 (按：指文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所以，老舍一贯清醒地关注着对中国传统的反省，以求在现在时态上建构未来的文化结构。“人，从一个意义来说，是活在记忆中的。他认得过去，才关切将来。”而“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也就不知“要往哪里去”。1他确认，“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但恰恰是这个文化使现代中国人受难。老舍是一位文化型的作家，他的长处不是在于从政治、经济、社会革命的角度去把握、分析社会这个大结构，而是在于从文化的角度，从民族性和风俗性等方面去体察和感知客体。老舍的一系列小说，都表现出浓郁的文化意识。“老字号”不可避免的衰微寓意极深，搞“折中”(要保存“老字号”，又要学“新办法”)是行不通的(《老字号》)；《断魂枪》中，沙子龙的世界已被“狂风”吹走，“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名篇《黑白李》所隐藏的东方农业文化中的血亲意识至今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相比较之下，在黑李与白李中，虽然老舍也表同情于革命者白李，但作家的创作激情似更倾注于黑李，其根据则在于黑李形象中体现了东方文化的许多长处和短处，体现了老舍对东方文化精神品格的评价；《牺牲》中的“洋博士”和《阳光》中的“新式小姐”，都是东西方文化杂揉下半生不熟的产物，“不完全像中国人，也不完全像外国人。他好象是没有根。”（《牺牲》）；《新时代的旧悲剧》突出了对于东方文化的“孝”的思考，在“新时代”之所以还会有如此“旧悲剧”，老舍是通过“孝”的窗口，从东方文化精神中探照出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价值观、行为方式、人生形式，以及在民族心态上的种种投影。在长篇小说《文博士》中，随处可以发掘出作家对我们那古老残缺的中国文化的隐喻象征。在老舍笔下，中国传统文化有点象小说中唐家的摆设，调和的精神显露出民族的痼疾——既不能顽强地自尊，抓住一点古老的东西不放手，又不肯彻底地取纳新潮，把陈旧的玩艺扫光除尽。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40年代。全民抗战使他得以更集中而明晰地去发掘和检讨东方文化的力量和长短，实现民族文化心理的再调整，更好地张扬主体意识，以审美形态表现主体对文化的选择。用老舍自己的话说：“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四世同堂》没有正面触及战争而把镜头对准了战争大背景下的“小羊圈”及其所代表的北平文化、中国文化。作品通过“小羊圈”映现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历史阴魂和再造基础。汉唐气魄的闳放的确锻造了祁瑞宣们的新文化心理，增强了他们抗战到底以求民族新生的信心；是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是“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使常二爷握起了拳头，但同时也是这种“先我而在”的传统使他“把握好的拳头又放开了”。难能可贵的是，在那民族意识高涨的历史年代里，老舍并未陷入历史文化的迷惘，没有将封建渣滓充当民族精神来错误歌颂，而是坚定地将那场全民抗战当作民族文化最好的试金石。小说中的钱诗人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一个生活与趣味全都是田园诗样的钱先生”是会由“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的。通过钱诗人的转换，老舍所寄托的正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想。而钱诗人的人格转化反映出老舍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思想。正是钱诗人“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而“有这个证据，中国人才能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再进一步去改善。”在老舍看来，是“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而汉奸之成为汉奸，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先生那样的学识与修养”。老舍看到那些经受野蛮轰炸的中国人显示出特有的“秩序，纪律，团结，勇敢。”这使老舍震惊，“这是五千年的文化修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力度！”“烧得尽的是物质，烧不尽的是精神。”抗战正是为了给世界上“保存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而《大地龙蛇》正是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的文学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