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如何建立

如题所述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时,唐朝已摇摇欲坠,战乱不断,还年年开科,认真对待科举取士。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6《乾宁复试进士》说:“是时国祚如赘疣,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不暇,顾惓惓若此”。唐王朝至昭宗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还是念念不忘科举取士。晚唐80年间,只有4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这4次停举皆因战乱,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连唐皇室性命都难保才无暇顾及开科。

  在“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局动荡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经历了5次改朝换代,前后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地登上中原政治舞台。但就是在这样动乱年代,除了后梁有3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2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不断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多数也举办科举考试。可见,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却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科举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宋代以后,科举制已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经历过元代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因此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特殊的方面。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

  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连一般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明清时期,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500余年一贯制,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这是极为独特的。当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志加以改变的时候,便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各个朝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中国的那些大将军们,成功的侵略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们都在这强有力的科举等级制度无法抗拒的进攻面前,或顽强的抵御之下,为之折服。”包括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如明末李自成建立的政权、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都实行了科举制,连中国周边国家如古代韩国和越南,也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和政权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 就像战争意义非常重大因而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科举在古代实在太重要,对其作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主管部门如礼部所能决定,而是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通常需要交由中央各相关部门和宰相商议,最后由皇帝本人作出决断。在1300年科举史上,曾经发生六次有关科举存废的争论,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30余年便重新复活了,因而清代学者梁章钜以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确实,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中,科举制是最适应古代中国社会的选才制度。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冲击,欧风美雨强劲东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起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科举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机,终于在1905年9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2 “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

  从1898年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到1905年9月科举制的废止,科举制的革废方案屡经反复,往往是改革或渐废的方案刚公布不久,便被后一道诏令所取代和否定,以至原计划在1911年废科举的规划提前到1905年实施。这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与科举时代几次废科举的尝试皆以失败而告终有所不同,科举制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将进化论译介进中国的严复洞悉世事变迁之理,他曾指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科举制遭遇到亘古未有的严重挑战。

  一贯运行有序的科举制,在20世纪最初几年却有点乱了套。虽然统治者还想极力维持科举制的正常运转,但其周期却被打乱。本来1901年应该举行的乡试和1902年应该举行的会试,都推迟了一年举行,而且都改成恩正并科。1903年刚举行过会试殿试,1904年又举行了一科会试和殿试。而且,因顺天贡院被八国联军烧毁,最后两科会试都不在京城举行,这是明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仅如此,从考试内容来看,1901年的诏令规定,以后的科场不再考八股文,代之以近代时务,考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等,科举制几乎是脱胎换骨了。另外,会试在点名入场等方面都不按常规,有的地方科试还出现闹场的现象。这一切都显露出科举制衰废的征兆。

  山雨欲来风满楼。自1903年以后,张之洞等大臣不断在酝酿废科举的办法,报刊也经常在谈论废科举之事,欲废科举的传闻在社会上此起彼伏,而科举妨碍学堂的现象是导致提前废止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在1903年的时候,尽管京师大学堂已开办有年,且已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更大。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中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据1903年底王仪通为《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所作序文中说,该年大学堂学生醉心于举业科名,“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故谓学堂与科举能两存焉?”

  为了改变世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兴办学堂,清廷选择了立废科举的办法。先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折》,认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因此,立停科举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奏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谕准。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

  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连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对废科举的后果也难以逆料。废科举后才四个月,他于1906年1月,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的演说中,谈到废科举的重大影响无法估量时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严复自称为“浅学微识者”,但他的论断其实具有很强的预见性。

  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洋许多国家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

  3 一百年后的历史思考

  废科举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1905年9月2日,在中国历史上或中华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断裂点。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对科举制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跌宕起伏,而在临近废科举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对废科举的影响应该比20世纪初看得更为清晰。而且,对彻底废止一个延续1300年且影响重大的科举制,即使是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或许再过100年,人们对废科举的认识,要比今天更为明晰全面。

  作为一种选材制度,科举制的连续性之强、影响面之广,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曾几何时,科举考试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所说的:“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每逢大比年份,特别是乡试前后,设有贡院的省会城市都处于一种节庆般的热闹氛围,科举不仅是考生及其家人梦牵魂绕的大事,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发榜的时刻,更是当地的重要日子。民间对新科举人和进士的尊崇,已接近于迷信的程度。由于科举影响重大且与读书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科举革废问题往往牵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千百万读书人的神经。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

  废止科举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必然。“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从以“求才为本”蜕化为“防奸为主”,说明经过长久的运作之后,科举制已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走到选才的死胡同去了。康有为说过:“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后来梁启超、孙中山、钱穆等人都说过清末废科举是“因噎废食”的话,但我倒认为,从考试制度的发展规律和清末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废科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不在1905年匆忙废止,也会在稍后几年废止,至少会在计划中的1911年废止。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科举制还能长期延续下来,特别在清末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似乎只能用停罢科举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科举与发展近代教育之间的矛盾。选拔性考试竞争过于激烈的话,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层累起来,当积重难返之后,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极端办法。只有当失去考试选才这一公平竞争途径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才会再度采用考试制度。

  对科举的否定评价,在1905废科举时似乎已是盖棺论定了。然而,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当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例如,过去有些传闻津津乐道哪位皇帝以貌取人,钦点状元,或任意更动殿试及第的排名。其实,那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外。多数皇帝都是相当看重抡才大典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科举时代,在国家、制度和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往往受制度的约束。举子当然是拥护科举制度的,因为那是可能使他平步青云进而为国家效力的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见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科举制度,因为他也要顾及国家——在当时即皇家的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亨廷顿曾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制度是人制定的,然而制度一旦制定之后,人就要受其约束,不能轻易改变了。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弹性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性的、坚固的东西。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事先对规则做出更改。《宋史·常安民传》载:熙宁中以经义取士,一般举人纷纷效法王安石的学说,但常安民却特立独行,不随大流。当他在太学春试中考得第一名,试卷启封后,主考官见其年少,欲改变其名次,判监常秩(监察官员)不同意,指出:“糊名较艺,岂容辄易?”这体现了制度的约束力量。糊名誊录制度如此,科举考试的许多制度规定也如此,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权威性与强制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废科举的评价,从教育视角与从社会、政治视角考察,会有明显的不同。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制度,它属于文官考试,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具有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在清朝末年改革和废除科举时,主要考虑到其教育功能并试图加以弥补,而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能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列,加上越到后来人们越是注意到科举阻碍学堂的问题,而忽视或几乎忘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废止科举之后,中国教育迅速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堂大量增加,留学人数剧增。从教育方面考察科举制的废止,应该说积极的方面较明显。而从其他方面观察,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失衡,使今人在评价废科举的影响时,往往得出并非正面的看法。

  总之,真正要评价科举制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我们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将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可以预见,再过10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科举制的评价能更客观、更全面。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8-07-05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历史发展与演变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以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去士,这标志着科举制已经诞生了。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朝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寅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族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6-11-19
1、科举制在隋朝大业元年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止,最早由隋文帝设分科考试选拔人才,到隋炀帝是开设进士科,后来唐朝在此基础上开设殿试和武举,各朝代不断改进,形成一种选拔人才的体系。现在的国考也由科举制演化而来。

2、科举制,又称科举、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3、科举制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允许自由报考(即“怀牒谱自荐于州县”,与察举制的“他荐”相区别)和主要以成绩定取舍四个显著的特点。
4、科举制极大程度改善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但后期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了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思想。
5、科举制从隋朝(一说唐朝)开始实行,直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对中国在内的汉文化圈诸多国家,以及西欧国家启蒙影响深远。
6、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为江南贡院,占地超过30余万平方米。另辟有的中国科举博物馆是中国唯一反映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为内容的专业性博物馆,也是中国科举制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