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偏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在品味这些作品时，我常常被其优美的文字和深刻的内涵所吸引，同时也感受到了不同文人独特的性格特点。许多朋友因此认为我多愁善感、清高，因为我深爱婉约词派和隐士文化。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形式包括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各个时代的文人性格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性格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命运。
首先，以楚辞为例，屈原是理想浪漫主义文人的代表。他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而李白则是浪漫主义诗人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屈原和李白的人生经历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那种理想化、浪漫化且傲骨铮铮的性格注定了他们一生的壮志难酬和悲剧命运。屈原和李白都生活在一个衰落的王朝，他们满怀壮志，却郁郁不得志。一个四处流浪，最终含恨而终；一个报国无门，满怀遗憾地离开人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统治者的身边围绕着都是一群阿谀奉承的小人。而屈原和李白刚正直言、放诞不羁、自视清高的性格使得他们难以融入这个时代，难以得到帝王的赏识和重用。屈原被流放，他的才华和理想随风而逝。李白则假装潇洒地放逐自己于白鹿青崖之间。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和时代之间的矛盾。屈原在《离骚》中写道：“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疾贤称恶的时代，但他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然而，由于他性格刚直，难以做到委曲求全，因此他也不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这也是他个人悲剧无法避免的原因，他的命运对国家和时代都无所补。李白的诗作读来确实让人感觉一气呵成，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极度浪漫和潇洒。但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李白并非真的潇洒和浪漫。例如在《将进酒》中，他前面说了很多潇洒超脱的话，但最后一句却是“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并非从心底里潇洒，否则又何必借酒消愁呢？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虽然表现得十分豪放，但最后还是忍不住感叹：“安能摧眉唤宽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的作品背后充满了深深的哀愁和不得志，他的心中其实是一颗备受折磨和煎熬的心。这一切都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得心高志大而又宁折不屈的人往往遭遇悲剧命运。这样的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并不在少数，他们的才华令人惊叹，而他们的命运却令人惋惜。
到了汉代，赋这种“摛采铺文，体物言志”的文体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提到汉赋，不得不提司马相如和杨雄这两位功利实用主义文人。他们在品格上相对较低，一切从统治阶级的喜好和需求出发，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一味迎合奉承，甚至做违背良心道德的伤国害民之事，沦为文人中的败类，历史的罪人。他们的作品一般来说中规中矩，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但也有少数宫廷诗、应制文在文学上有一定价值。
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和陶渊明成为文人的主角。受玄学影响，魏晋文人任性率真，豪放旷达。这种性格集中体现在嵇康等竹林七贤这些真名士身上。嵇康率性，不愿受礼法束缚，主要在政治上不愿入仕。他曾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到“七不堪”之事，其中就有“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而阮籍则较为放达，他在生活中有很多不拘礼法、不拘细节的故事。陶渊明则是归隐的代表。这一类文人实际上是属于与社会格格不入，难以适应也不愿适应社会的高人、怪人。他们的作品超脱不俗，从不涉足政治俗世，着眼于理想世界和自然田园风光，描绘诗情画意的生活，抒发内心的宁静平和。这一类的文人往往写出的作品是最原生态的纯艺术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圆转自如，注重个人内在修养是最贴近的，也与书法、绘画、园林建造等其他艺术形式最能相通。他们这样的性情和生活其实也不失高雅滋润，有其叫人艳羡之处。这或许也是我为何喜欢隐士文化的原因，所以我有时也显得不现实，和这个社会相差太远。这类文人身上也充满了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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