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国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实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
为什么在古代东方文明国家一般都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在地中海的希腊世界却产生雅典这样的民主典型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们常常首先瞩目于雅典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并力图将此说成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决定注因素。但这不能让人信服。与雅典地理条件相似、同属于希腊世界的某些城邦国家如科林斯、麦加拉建立的却是寡头政体。可见，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包含着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应当说，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是其经济、政治、历史及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体现着雅典奴隶主自由民多数人的主权。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9]体现雅典人这种公民主权观念的，便是民众大会权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众大会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参加的大会。在这里，任何公民都可发言；一切法律在其颁布之前都要在这里讨论通过；所有重要的国家官吏者；要在这里选举产生，一切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它重大国务都要在这里经过辩论、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通过这种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确实有许多机会去影响乃至决定政府的决策。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吏，也能较好的体现和执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权密切相联系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实上，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 ’，另一为‘个人自由’”。“平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公道）在于‘平等’，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可以溯源于氏族社会的传统，又被强化于雅典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特殊的生产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由的要领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1]国家的一切公共职务（除十将军之职外）向一切等级的公民开放，只有为保证任职者能正当、顺利地履行职责的一些极少的、必要的条件限制。如规定，陪审法庭中的陪审官必须是年满30岁以上的、不欠公共债务的公民。官吏的选举一般都以抽签的方式进行，所以普通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众大会举手选举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12]
复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国家有一整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保证公民对国家官吏实施有效监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职前要接受资格审查。一般实施这种审查的权力机关是陪审法庭。但对于将于次年任职的议事会成员、执政官等重要官吏，则首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其资格，而后再由陪审法庭审查，最后决定权在于陪审法庭。由于雅典的陪审法庭实际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执政官还负有对国家官吏的监督责任，他们可就国家官吏包括议事会的主席的违法行为向民众大会提出公诉。为防止国家官吏贪赃任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雅典专门设有十个会计员，“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帐目对他们报告。”[13]这些会计员将核查结果提交陪审法庭，一旦发现贪污、盗用公款等犯罪行为，陪审法庭将以罚金或其它刑罚来处罚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国家机关中占比较特殊地位的十将军职务，尽管可连选连任，但也要在每年经受十次公民大会的信任投票。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吏，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1为刑罚或罚金”。此外，前所提及的“贝壳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监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讨iiR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恰恰是在爿：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
这种特权性的民主甚至被进一步强比。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 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
雅典民主的范围非但是狭小的，其自由民内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在伯里克利靳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 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园而，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大大减弱。更何况，在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他们垄断着十将军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
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为减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对外霸权主义政策。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利用它和其它希腊城邦建立的提洛同盟及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对向盟中的各邦进行控；ji啊口剥削。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库，派遣使者向向盟各国收取贡款。雅典国家在伯罗奔尼撇战争期间的庞大财政支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笔贡款。同时，雅典夺取各盟邦的》军，向各盟邦推行军事移民，派遣雅典公民以重装步兵身份移后同盟城邦领取份地，克里昂台这样对雅典人说， “你们的帝国是一个对属民统治的暴君统治；……你们峋帧号权依靠你们自己的优越势力，而不是依靠他们对你们的好感。”[
归很结底，由剥削阶级的性质所决定，雅典的民主是狭小范围的、残诀不全的民主，并且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余地
参考资料：论雅典民主政治 作者：张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