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右倾总共两次取得统治地位，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两次右倾错误分别是：
一、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二、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下面分别就两次右倾的具体情况作出分析。
1、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共“五大”以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并且支配了整个党的工作。当时陈独秀、鲍罗庭等人把同所谓“左派”的关系问题，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其具体表现和危害主要有以下三点：
（1）、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跟在
汪精卫集团后面，一味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火”；站在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拥护武汉政府推行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政策，他们指责说：“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发生不安”；“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而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陈独秀、鲍罗廷推行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压抑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斗争意志，助长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湘、鄂、赣等省蒙受反革命腥风血雨的摧残。也使中国共产党因工农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
（2）、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同意共产国际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指示，认为“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陈独秀等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原则，同汪精卫集团只讲合作，不讲斗争，这实际上起了为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行为打掩护，麻痹革命人民警惕性的有害作用。
（3）、放弃革命武装，对反动派实行全面退让。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忽视和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当革命正需要加强武装力量，进行自卫反击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竟作出了解散工人阶级武装的错误决定，这是大革命最后时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妥协退让策略的典型事例。
正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敢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不去扩大工农革命武装，甚至解散工人武装；只想依靠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其结果，不仅未能挽救革命，反而加剧了革命危机，使汪精卫集团以为共产党软弱可欺，更加快了反革命叛变的步伐。
2、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经过长期会谈，最终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便开始出现，如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实行无原则的迁就，主张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以及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等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由过去的“左”倾冒险主义转为右倾投降主义。其主要表现和危害有：
（1）、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集中了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倾向，反对党的洛川会议和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反对党的正确路线。
（2）、12月9日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12月27日在
《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搬出孔孟之道，大肆鼓吹发扬“忠、孝、仁、勇、礼、义、廉、耻”这些所谓“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叫嚷要使原来敌对的阶级、党派、军队都在“仁爱”的旗帜下“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相互敬爱”，实际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拜倒在
蒋介石脚下，任其敲骨吸髓，卖国投降。
(3)、1938年3月作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报告，提出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阶级斗争和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的领导权；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轻视人民群众、人民军队、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在王明负责的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东南局工作中，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丧失了在长江流域发展新四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以上两次右倾错误分别在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和1943年9月9—10日连续3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被彻底批判和纠正，挽救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使党以更加成熟、更加智慧的领导艺术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