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强烈批判者，但她同时对于将工人运动与政党完全关联起来的做法持谨慎态度。虽然出生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但她在因为从事激进政治活动而陷入麻烦之后移居到了瑞士苏黎世。她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迁居德国，并很快以其鲜明而极端的政治观点赢得了声誉。她为俄国社民党和德国社民党建立起独特的联系并活跃于两党之间，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两党都不会把她当成自己人。她形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跛子，遭受着三重非难"。
身为知识分子，她对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注定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复杂的论证，但是她的主要影响力还是源于其社会主义战略战术理论家的身份。她的文章生动活泼，因为她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唤起读者的热情并给他们以启迪，而党报党刊上的语言让她失望："文风老套、呆板、一成不变……就像一台发动机运转时发出的苍白无趣的噪音。"卢森堡的出发点是，工人将通过斗争和实践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者。政党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制订计划，但不需要自上而下地向他们灌输思想意识。她反对实行集中制的官僚主义政党。
真正的策略创新不是政党领导人的组织发明，而是"已经爆发起来的运动本身的自发产物"。当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时，"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主动性和自觉领导已经不重要了"。她注意到，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有些可能令人不安的暗指，其支持开展合法斗争，反对街垒战。但她坚持认为恩格斯论述的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时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框架内它的态度问题，他"对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做了指示"。
一旦时机成熟，无产阶级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捍卫社会主义的未来。只有听信"布朗基主义"或政变蛊惑，才会发生提前夺权的危险。只要依靠"广大有阶级觉悟的人民群众"，就能准确把握夺取政权的时机，因为这明显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结果。很难相信无产阶级能够"通过一次胜利的打击来完成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变革"。
斗争将是长期的，而且无疑会遭遇挫折。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不对国家权力发起攻击，斗争该如何进行，或者说如何确定胜利的标准。她突然想到了群众罢工，觉得它是避免过早暴动的风险和议会改良主义陷阱的最佳方式。她的灵感并非来自德国，而是来自俄国。1905年1月，一场自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来发生在欧洲国家的最严重暴动在俄国拉开了帷幕。以俄国在战争中败给日本为背景，以枪杀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的手无寸铁的工人为导火线，历时数年的经济和政治动乱蔓延至各条大街小巷。
从工人委员会到工会，形形色色的组织大量涌现，衬托着局势的动荡，表达着各自的诉求。陆海军士兵纷纷哗变，农民争相夺取土地，工人则忙着筑起街垒。卢森堡回到华沙投身群众运动，并开始相信有效的革命手段是罢工。这是客观革命条件发生深刻的内在急速变化的自然表现，将孕育出政治正确的革命组织。阶级感情将会"像受到电击一样"被唤起。真正的、严肃的群众罢工时期一旦开始，所有的费用计算就都变成了"想用一只玻璃杯舀尽沧海这样的打算了"。
群众罢工的想法并不新鲜，但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它的潜能已经在1942年的英国大罢工中得到见证，当时大约有50万名工人参与其中。这次罢工本来是为了回应经济困难时期削减工人工资的做法，但随后和宪章派的政治要求扯到了一起。可在当时，甚至宪章派的领袖们也说不清二者之间的联系；而且在英国，罢工像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已经逐渐成了工会的事情，主要和经济要求相关。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政治性罢工，它被巴枯宁吹捧为某种群众自发性的体现。仅仅因此一点，这种策略就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
恩格斯曾在1873年嘲笑巴枯宁主义者的想法在恩格斯看来，举行群众罢工必须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在具备这些条件之前，工人们应该已经通过其他手段得到了权力。所以，面对恩格斯的不同意见，卢森堡需要解释她的想法为何合理。她辩解说，1905年的事件展现出了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新东西，与无政府主义没有关系。但是，她所热爱的变革思想更多源于工人阶级对自身处境所做出的自然单纯的反应，而非出自政党的战略规划，这一点和巴枯宁差不多。也正因为这样，她在自己的论著中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无政府主义的蔑视。
尽管如此，她仍然不信任党内的官僚们，这一点，在她同那些犹如"执行委员"为罢工规定确切日期一样对待斗争策略的人，以及那些喜欢按"计划和框框"搞"秩序井然、纪律严整"的斗争的人进行论战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她还反对德国工会之类的组织把罢工看成经济活动的一个单独门类。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相互依赖。群众罢工的优点就在于，它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在了一起。罢工可以从经济诉求开始，然后在社会主义者的鼓动和政府的应对下变成某种更政治化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提高阶级觉悟："在革命大起大落的波浪式发展中，最可珍贵的是它的精神成果，因为这是永存的：无产阶级在知识和文化上的飞跃发展，为它今后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中不可遏止的前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她的目的是肯定德国群众罢工的作用，即它是无产阶级"采取每一项重大革命行动时第一个天然的、具有推动作用的形式"。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越是发展，群众罢工就越是有效。
它们不会取代"残酷的街垒战"，因为在运动发展到最高潮时，群众武装必须迎战国家武力的进攻。只是街垒战将会仅仅成为"漫长的政治斗争时期的一个瞬间"。列昂·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自己1907年亲历的卢森堡和考茨基的一次邂逅。两人曾是密友，但在1905年以后就出现了思想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形容卢森堡矮小、虚弱，却富于智慧和勇气，带有"紧张、准确、无情"的风格。相比之下，托洛茨基发现考茨基很"迷人"，但头脑"呆板、枯燥"，缺乏"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和心理感染力"。对他来说，只有改良才是现实的，而革命只是"模糊的历史远景"。
他们一起去参加游行，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考茨基只想当旁观者，罗莎·卢森堡却想当参与者。"到了1910年，由于卢森堡一如既往地倡导群众罢工，两人之间的矛盾公开爆发。考茨基极力主张采用疲劳战略。卢森堡热衷的群众罢工则志在颠覆政权。后者是轻率鲁莽的，因为它会招致政府的镇压和反社会主义法律的出台，而这些正是考茨基最希望避免的。如果群众罢工的号召发出之后应者寥寥怎么办？果真如此的话，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所有成果都将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