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隆：有人说他是《金瓶梅》作者，死于风流病的古代第一位名人
文/老张在路上
花柳病，古人认为这是寻“花”问“柳”之病。这种病从史籍看来，是久已有之，但限于科学发展水平，更早的时候不太肯定也不太明确，个别医家的处方与医疗记录又笼罩着神秘色彩。直至明代，对此病才有较广泛而明确的说法与诊断。
在史籍上，较早对花柳病医治记载的是华陀。1920年在安徽亳州藏书家姚氏墨海楼的故纸堆中发现了年代久远的《华陀神医秘传》手写本，其中有15种治花柳病的处方，华陀能治愈它，“即已脱落者，亦能重生。”不过这也可能是托名而为之。
三国以后，在治疗花柳病方面也陆续有些记载。例如，隋巢元方《病源侯论二十四·花瘘候》云：“风湿容干皮肤，与血气相搏，其肉突出，如花开状。”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云：“交合事，蒸热得气，以菖蒲末白梁粉敷合，燥则湿痛不生。”又说：“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末涂之。”
除了医学典籍，史籍上也不时有一些个案记载，例如：
“齐武平时，梁州薛河寺僧远为，性疏诞。不修细行，好逐流荡，欢宴为任。眼边有乌点，洗拭之，眉毛一时随手落尽。”（《唐高僧传》）
“消渴连年，累有相如之患。遣于大渐，遂如范增之疾。桐君对药，分阏神明。李柱倚医，更无方技。铭云：‘梧桐茂苑，杨柳娼家。千金回电，百日流霞。凋零倏忽，凄怆荣华。河阳古树，金谷残花。’”（周瘐信：《郑伟墓志》）
“刘贡父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怆感惭愧，转加困剧而毙。”（《苕溪渔隐丛话》）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夜，有得风疾者，口不能言，死生之争，有甚于刀锯木索者，知其不可救，默为祈死而已。”（《东坡志林》）
以上这些症状，都和花柳病类似，而且从记载看来，和性混乱也有密切关系。据考证，《东坡志林》所述，是刘贡父的事情。贡父兄刘敞知永兴军，亦惑官妓茶娇得惊眩疾。（《宋裨类钞》）
这些记载，虽然隐约可以看出这些类似于现代性病的病理特征。但大多语焉不详。
我国最早明确记载花柳病是在明中叶。据俞辨《续医说》记载：“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疾，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状，谓之杨梅疮。”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近世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又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到四方。”有人认为，葡萄牙人在明朝弘治年间已出现于我国沿海。由此可以推断，梅毒可能是由葡萄牙商人传给广州娼妓而蔓延开的。但在当时，人们对“花柳病”的危害认识并不深刻，以至把有的著名文人得此病看成文人走了桃花运，当作文坛美事来炫耀亦有之。
明万历十二年（1584）甲申十一、二月间，著名戏剧作家汤显祖写了一首长诗，题目为《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写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朋友的男女性伴侣：
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
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
机边折齿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
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
次年，乙酉三月，汤显祖又写了《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
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
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
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大概还没写过瘾，汤显祖意犹未尽，又写诗《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其中一首戏称：
甘露醍醐镇自凉，抽筋擢髓亦何妨。
家间大有童男女，尽捧莲花当药王。
“戏寄十绝”的这个“戏”字，说明汤对屠的病情，没有太当回事。然而，屠病得实在不轻。就在这年稍后一些日子，噩耗传来，屠大才子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
明朝中后期，是个出才子的年代，也是才子风流放荡时期。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乐外，还有携妓冶游；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这种文人与妓女之间的情爱，在当时皆被传为佳话；就连抗清英雄陈子龙在家境不太富裕的情况下，也先后将三个风尘女子纳为爱妾。
同上面这些人相比，屠隆风流程度相当出格。
屠隆(1541～1605) ，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别号由拳山人、一衲道人、蓬莱仙客，晚年又号鸿苞居士。鄞县（今属浙江）人。明代戏曲家、文学家。万历五年（1577年）举进士，曾任颍上知县，转为青浦令，后迁礼部主事、郎中。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作《荒政考》，极写百姓灾伤困厄之苦，“以告当世，贻后来”。万历十二年（1584）蒙受诬陷，削籍罢官。屠隆为人豪放好客，纵情诗酒。晚年，遨游吴越间，寻山访道，说空谈玄，以卖文为生，怅悴而卒。
在中国文学史上，屠隆的《昙花记》、《修文记》、《采毫记》都曾“大行于世”，以致屠隆名满天下，知名度甚至超过了汤显祖。
屠隆在个人生活上，“蓄声妓”，整日和妓女厮混在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从汤显祖写给他的“长卿曾误宋东邻”，以及“岂有妖姬解春姿，岂有狡童解咏诗”的诗句中，不难想像出他的极端放纵。
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淫风甚炽的年代，冯梦龙说：“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从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从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从商铺里的药石秘方到地摊上的秘戏画册，从高门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华地段上的妓院满布，再加上商业消费的蓬勃兴起，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一场全民参与的明末淫风，已经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