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对于中国女性而言，待在家里没有工作很没面子；但如今已大不相同，许多城市女性公开声称渴望退出职场。2010年底，中国媒体对全国各地2万名女性进行的调查发现，竟有40%的人表示希望成为家庭主妇，只有38%的人希望成为职业女性，其他人则称无所谓。这与几十年前毛主席宣布女人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家庭主妇：市场经济的牺牲品还是受益者？
对于这种现象的学术研究少之又少，但透过相关调查就能对此趋势窥见一斑。2005年，上海市妇联的调查发现，在1千名女性受访者中有10%的人不愿工作。在年龄30岁到39岁之间的女性中，该比例上升到14%，她们称主要担心无法协调好家庭责任和工作间的关系。尽管此后未再进行后续研究，但相当多正处于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的女性对当前状况感到灰心。
“自从去年被提职以来，我在平衡工作和家庭上的压力就越来越大，”现年37岁在上海一家证劵公司就职的薇薇安•张（音）说。“许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每当听说有人摆脱压力大又无聊的工作环境而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时，我们就感到嫉妒。我们都认为她很幸运。”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潘锦堂解释说：“一般而言，婚后的女性会降低职业期望值，而男性恰好相反。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婚后就放弃工作是一个新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时开始出现。”据潘教授介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期间，政府控制着包括就业和销售渠道在内的所有环节，营造了一个压力较小的环境，但也随之产生了女性劳动力就业率高达80%的反常现象，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薇薇安•张依然还记得，小时候她妈妈从不加班，而且上班期间还有大量时间去宠爱她。“我不认为她需要辞职来照顾我，”张说。“尽管她工作不辛苦，她也不必面临被辞退的风险。那些工作很努力的人也并不比她多挣多少。” 然而，市场经济改变了一切。上世纪90年代出现市场竞争后，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其中60%为女性。
“有人失去工作，但如今其他人必须更加辛苦工作，”潘说。“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希望退出职场，寻求更为轻松的生活方式或照顾家人。” 贝利尔•王（音）10年前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复旦大学，有了小孩后就彻底辞去工作。“原因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孩子的祖父母帮助，父母一方就需要做出些牺牲，”王说。“基本上都是女性自愿放弃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为了避免历史性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中国奉行“低收入、广就业“的城市就业政策。“那种政策导致工资很低，因此依靠一个人的工资很难维持生计，”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的陆英（音）教授表示。“但市场经济改革催生了一些超级富豪，最近几年又使上海等大城市中出现中产阶层，因而为女性提供了待在家里的机会。”
孩子高于一切
尽管市场压力使一些女性离开工作岗位，但其他人则为了孩子而选择回家。“许多像我这样的职业女性都认为，不值得为丈夫牺牲职业生涯，但如果为了孩子就很值得，”在瑞士某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但如今却待在家中的卡丽•杨（音）如是说。
最近几年，希望利用一两年时间在家照顾新生孩子的中国妈妈们随处可见，而她们的决定也受到中国法律的严密保护。这与前几代人有天壤之别，当时的年轻妈妈为了进口回去工作，就将孩子留给其祖父母照看。
中国一家门户网站对8千名中国女性的调查发现，43%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辞去工作后全身心照顾孩子。“我出生后就被父母送到我祖父母家，在那里生活了6年，我感觉那段远离父母的日子对我的个性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也有相同经历，”杨说。
选择在孩子上小学后辞职的桑妮•罗（音）表示，她这么做是为了能在家里确保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中国的学校至少将40个孩子放到一个班级，使得老师难以给每个孩子成功和发展所必须的关注。所以，我需要有更多时间开发他的潜力，”罗在谈到她中途辞职时的决定时说。
尽管年轻妈妈离开职场的原因各种各样，但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点：外界影响。
“大城市的年轻父母多多少少受到西方儿童教育书籍的影响，因此许多人会同时关注孩子的精神健康和学业表现，”儿童教育顾问袁泓（音）说。“他们认为需要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这使得某些新父母辞去工作，尤其是初为人母的妈妈。”
请给家庭主妇多些尊重
上述所有家庭主妇都表示，他们的丈夫支持他们离职的决定，其中一些开始从事相对较为轻松的家庭职业，如网上商店或炒股等，以避免完全依赖丈夫们的薪水。“那些被称为80后的年轻夫妇更容易接受多样化的价值观，他们与上几代接受过一心为国而不考虑家庭的教育的人不同，”陆英教授说。
尽管这一代人能够坦然面对女性角色的转变，但许多女性发现与其父母很难就此进行沟通。“例如，我父亲就不能接受我成为家庭主妇的现实。他认为我浪费了我接受的教育和他花在我身上的钱，”杨说。
有时，压力也会来自于孩子。“一些家庭主妇朋友表示，她们的孩子要她们穿上好像刚下班回来的衣服，才能到学校去接他们回家，”“如果其他孩子发现其妈妈没有工作时，孩子就会感到丢脸，”她说。
或许中国关于“成功”的定义是如此根深蒂固，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变化，即便眼下的中国年轻一代迎合这种转变。
陆英教授并不认同动不动就对这些“宅女”妈妈横加指责的人，她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对家庭的贡献就是换种方式奉献社会，因此当前的家庭主妇潮流应受到更多尊重。中国政府也在逐渐适应这一趋势，2010年规定城市职业男性的未就业妻子应同样享受职业女性的生育保险和福利。
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在支持新涌现的家庭主妇群体的问题上的一个政策突破。中国政策的观察人士相信，随着社会稳定问题成为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在未来5年将出台更多家庭友好型的政策。